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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

图②：张家人、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大连见到了安怀（前排右一）并与其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③：濮阳县、菏泽县、兰封县地图。

图④：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里的资料书籍。

本文图片除由受访者提供外，均为李兆民摄

河北省涉县河南店镇。太行山东麓，清漳河缓缓流过山谷，滋养着一个叫赤岸村的古村落。赤岸，取名于河堤上红色的泥土。

但这里与红色的缘分，更在于它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所在地。当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抵达这里，以此地为指挥中枢，创建了全国面积最大、最巩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缔造了“刘邓大军”。

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就建在村里，每年有近300万人次前来参观。馆里文物很多，无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纪念馆中，有三张地图，分别是濮阳县、菏泽县、兰封县地图，绘制于80年前。它们会出现在这里，还要从战场上的一句承诺说起。

压坏行李箱，写满四张纸

一次“没准备好”的文物征集

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副馆长申利芳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4年，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从社会上征集抗战文物。她打了个比方：“如果纪念馆是身体，来自社会的文物就是最有活力的血液”。

正因为有这种理念，纪念馆多年来坚持向社会公开征集抗战文物，从很多亲历者及其亲属手中，收获了很多重要文物。申利芳记忆中，有过一次外出征集文物时，“没准备好”的经历。

那是2013年，涉县人民医院员工申晓军联系到纪念馆，说自己远在湖北武汉的舅舅、八路军一二九师后代张少东，准备无偿捐赠一批革命文物。时任馆长杨国旺将此事安排给申利芳。

2013年7月，申利芳和文研室副主任李美菊一起，带上4份空白的捐赠证书，用行李箱装了几件衣服，就赶赴了武汉。在江城酷暑中，第一次见到71岁的张少东。

张少东打开家中的3个箱子后，申利芳和李美菊当场激动起来。她们一眼看出，这些全是价值极高的原件。

那天，两人在张少东家初步清点了文物，每整理一件就在捐赠证书上记录名字，最终带来的4张证书填得密密麻麻，手都写酸了才勉强记录完。

“我俩一个读、一个写，用了整整两个半小时。”申利芳回忆，她们将3箱文物逐一编辑目录、塑袋封存、标志编号、装箱包装，清点出了整整292件文物，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价值之重，大大出乎行前预料。张少东只留下了一二九师老科长安怀写的日记没捐，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还给他。

因为文物太多，两人甚至为怎么带回去犯了愁。一合计，申利芳将衣服全部清空，把文物小心翼翼装进了行李箱。那个夏天，从武汉到涉县的路真是漫长，两人呵护着文物抵达时，行李箱滚轮都压坏了。

回到纪念馆后，工作人员对文物进行二次入库。这一次，记录详细得多了。他们发现，其中有183件是分县图，包括整个华北地区、晋冀鲁豫地区和各县的地图，还有数十件日军绘制的地图。其中3件地图，在2015年陈列馆重新布展时就用上了。

还有数十件豫北战役、长垣村战斗等战役、战斗的文件，包括作战计划、命令、总结报告等资料。放眼全国，像这样完整保存的资料并不多。

还有一些当年的书籍、简报等。陈列馆第三展厅中，有一本美国人编的小册子。这是美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专为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印制的，其中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发音、行为举止不同等。里面甚至还提到，如果上述都不奏效，就让人把鞋子脱下来——由于长期穿木屐，日本人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缝隙比较宽。

申利芳感慨：“无论是美国人的小册子，还是日本人制作的地图，更别提我们那么多分县图，都无声诉说着当年战场各方对战争进行了多少准备。”

三代人接力，前后近70年

“最好的归宿是‘落叶归根’”

如此重要的文物，为何会从涉县到了武汉，还被完整保存下来？

故事，得从1947年讲起。那一年，张少东只有5岁。他的父亲叫张明伦，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主力军区之一——太行军区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工作。太行军区成立于1940年6月，抗日战争期间立下赫赫战功。

作战科是资料大户，科长安怀更是有多年作战参谋、参谋长等经历，关于战争的资料，他积攒了整整三大箱。但安怀已接到通知，即刻开拔，赶赴解放战争的战场。

临行前，安怀找到张明伦，把资料郑重交给他，并嘱咐一定要妥善保管，日后交还。张明伦应下了这沉甸甸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