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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参加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鹰击长空”，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许多飞行员献出宝贵生命。

80多年后的今天，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为苏联援华航空队建立的纪念碑前，时常有中外友好人士敬献花束，缅怀用生命守护和平的英烈。苏联援华航空队飞行员后代谈及祖辈的英勇事迹时，无不为两国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荣历史而自豪。

战斗机大队烈士舒斯特尔——

牺牲前一个月从武汉寄回家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东北角，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静静伫立。淡青色的花岗岩墓壁上，一块块白色石板错落镶嵌，上面镌刻着苏联烈士们的名字。他们牺牲时，最年长的33岁，最年轻的24岁。

叶莲娜来到刻有外祖父列夫·扎哈罗维奇·舒斯特尔名字的石板前，将一束红色康乃馨和一张外祖父与外祖母米娜的结婚照轻轻放下，久久不愿离去。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武汉祭扫，虽然与牺牲于此的外祖父从未谋面，但武汉总让她有种莫名的亲切之感。

舒斯特尔出生于1914年，从飞行员学校毕业后进入苏联空军柳别尔齐战斗机大队服役。1938年，他加入苏联援华航空队，随队抵达武汉，编入苏联援华航空队战斗机大队。当时，武汉正遭受日军持续空袭，中国空军在苏联援华航空队配合下奋力抗击，多次在武汉上空与日军展开殊死激战。

1938年2月18日，中国空军以12分钟击落12架敌机的战绩，获得了南京沦陷后中国空军首次大规模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制空权神话。4月29日，日军再度出动多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进犯，妄图摧毁中国空军。中苏两国飞行员驾机升空，再次联手取得对日空战胜利，但舒斯特尔却因与敌机相撞英勇牺牲。

“这是外祖父牺牲前一个月从武汉寄回的家书。”叶莲娜拿出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写满了文字。舒斯特尔在信中对妻子米娜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照顾好女儿，抚养她健康平安地长大成人。”叶莲娜说，舒斯特尔牺牲后，外祖母将这封家书珍藏起来，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访问中国时，叶莲娜将外祖父的家书原件、入党批准文书、苏联红旗勋章证书及结婚照等赠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临行前，母亲给我打电话说，这封家书已经陪伴她87年了，她决定让我把它带回武汉，带去她父亲曾经战斗的地方，为传承俄中友谊发挥更大作用。”叶莲娜说。

“外祖父牺牲时，母亲刚半岁。她对外祖父的全部记忆都在这封家书中，所以想起外祖父就会想到武汉。她反复嘱咐我，一定要在武汉多拍些照片和视频，让她看一看外祖父曾为之死战的城市现在怎么样了。”叶莲娜说，相信看到如今既现代又美丽的武汉，母亲一定会备感欣慰。

在武汉，叶莲娜还拜访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设计师张良皋的女儿张眺。年逾七旬的张眺紧握叶莲娜的手说：“您的外祖父为我们这座城市牺牲，我们十分感谢他！”叶莲娜说：“我们也要谢谢您的父亲！烈士墓见证了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俄罗斯人也会永远保存这段记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轰炸机大队长波雷宁——

率28架战机发动奇袭，回忆录中写下：“我深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我父亲都视死如归，因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一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主题活动上，“苏联英雄”、苏联空军上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波雷宁之子彼得正给青少年讲述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故事，“对英雄最好的纪念，就是守护历史真相。”

波雷宁出生于1906年，毕业于沃利斯克飞行员和航空技术员联合理论学校、奥伦堡第三飞行员和飞行观察员军事学校等苏联空军院校。1933年，他作为高级航空军事顾问第一次到中国，与大批经验丰富的苏联教员一起培训中国飞行员。“中国学员都废寝忘食钻研飞行技巧，想尽快投身抗战。”彼得说，父亲与中国学员们结下了真挚友谊，也为他们积极报国的精神所打动。

1937年11月，波雷宁加入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还担任轰炸机大队长。“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深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彼得说，与父亲同行的苏联飞行员们都满怀斗志，随时准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事业献出生命。1938年2月23日，波雷宁率轰炸机大队28架战机从汉口机场出发，奇袭被日军占领的台北松山机场，为苏联援华航空队对日作战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