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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串饰，出土于花厅遗址M60位置。
这件珍品由14个环、3个璜、2个佩和5个坠一共24件串连而成。该珍品所有组件皆由呈棕红色带黄褐色花斑透闪石软玉精磨。
14件玉环皆作扁平圆形，表面磨平抛光，制作精巧细致。
制作最为精致的是玉色鹅黄带褐斑鸟纹玉佩。其中的一件外廓略作平行四边形，正背两面的四角有以浮雕手法精琢的小鸟，一面4只，两面共8只。画面形象为左右两鸟相向而伏，一大一小。如从侧面看，正背相对应的两鸟合为一只立体的伏鸟，鸟身厚0.5厘米，又可视为圆雕。

规划中的花厅考古遗址公园，将呈现“两片一轴一带七区”的区域空间结构。其中，“两片”是花厅遗址公园片区和马陵山风景名胜区片区；“七区”则包括遗址展示片区、生态景观展示区、民俗文化体验区、博物科研展示区、现代农业展示区、花样农田景观展示区和花厅文化演绎互动展示区。图为在花厅遗址周边已经建成的房车宿营区。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近日，首届“花厅论坛·花厅遗址与饮食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新沂市举办，与会学者围绕江苏地域文明探源、花厅遗址考古、生物考古视野下的中国古人饮食等课题展开探讨。本报记者来到新沂，跟随考古学者的脚步，聆听泥土之下传来的文明絮语。

同时存在两种文化类型

4月中旬，徐州的天气在仲春一场细雨过后略显凉意。沿新沂南站一路向南行驶，由235国道转向山水大道，花厅遗址的文保标志碑就矗立在路旁一片田野之中。新雨滋润草木新芽，夹混着泥土芳香，仿佛将人的思绪拉入了久远的历史长河。

距今5000多年前，位于苏北鲁南交界处的新沂花厅是一个神秘的聚落，来自北方的大汶口文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文保标志碑上的文字显示，南起花厅村、北至徐庄北、东至北沟圈子、西至吴山头的数十万平方米区域，都是花厅聚落曾经覆盖过的范围。

花厅遗址于20世纪50年代初被发现。作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重要聚落遗址，这里的出土器物既有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又存在良渚文化的特性，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由此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这样的文化交融究竟是战争引发还是迁徙造成？抑或是和平共融？

据介绍，花厅遗址主要由墓葬分布区和遗址居住区组成。墓葬区可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时期，北区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时期。在南区，共发掘了20多座墓葬，墓葬规模较小，一般以单人葬为主，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主要器物包括凿形足鼎、镂空座豆等，出土玉器以环、琮、管、坠和镯为主。

与南区墓葬相比较，北区墓葬规模明显更大，等级更高。不仅随葬品丰富，还发现了早期的人殉人祭实证，说明在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基本形成。60多座墓葬大多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器物包括瓦足鼎、罐形鼎等。

很大一部分遗址尚未探明

在学术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分别以“考古说煎饼”“花厅遗址的学术价值”“花厅——南北文化交融的中枢”“由花厅遗址引发的三点思考”为主题进行演讲。

“目前已发掘的区域仅仅是花厅遗址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遗址尚未探明。”黄建秋表示，应该进一步从考古学角度做好花厅遗址的调查工作，分期、分批进行勘探，摸清地下遗址状况。在他看来，虽然全国兼有南北文化要素的遗址很多，但花厅遗址非常典型，在汇聚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因素的同时，这里还有薛家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其他文化因素。

“花厅遗址本身位于苏北地区，现在看来离海比较远。但是，如果考虑海平面的变化，当时的花厅会不会离海更近些？”黄建秋猜测，当时离海较近的花厅土地肥沃，人口相对密集，由此成为了南北文化交融的枢纽。

栾丰实表示，花厅遗址墓葬无论是从墓室规模、还是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值得关注。“墓室面积很大，随葬品数量很多、玉器也很多，存在殉人现象。”他认为，大汶口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区域，与南方的良渚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一样，是多元、并行、相对独立的。花厅遗址可以体现出从原始发展到文明，从部落进入更高阶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