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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这一革命壮举，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留下了众多革命文物与历史遗迹。长征文物既是伟大长征精神的实物载体，也是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依托。

　　为守护好这批红色传家宝，长征沿线各地陆续出台针对长征文物保护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制定出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弘扬、利用相关地方性法规共计100余件，与长征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近50件。在这些地方性法规中，不仅有红色资源保护的综合性法规，还包括对红色文物、遗址遗存、纪念设施、红色精神文化等专项保护法规。

　　日前，记者前往广西桂林、贵州遵义等地采访，看当地如何用法治力量保护好长征文物史料，让长征故事更加深入人心，让伟大长征精神不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保  护

　　将长征遗存纳入保护范围

　　墙外，是热闹的圩场，人来人往；墙内，是静默的红军堂，庄重肃穆。

　　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界首镇老街的红军堂，在1934年湘江战役期间，曾是中央红军的临时指挥部。

　　“我们修缮红军堂时，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中规定的‘尊重原貌、最小干预’原则，修旧如旧、保护原貌，不破坏文物本体。”桂林兴安湘江战役文传中心副主任尹汤怀说。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的壮烈一战。“在桂林，136处湘江战役遗存分布在6个县，红军战壕、红色标语等遗迹散落在山野、附着在民居，长期处于制度保护的边缘。”桂林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文婷说，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将与湘江战役有关的红色遗存全部纳入保护范围，“规定全文只有20条，不设章节，专门规范湘江战役红色遗存的相关保护问题。”

　　在桂林市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有一处始建于清朝的蒋氏祠堂。1934年底，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期间，这里是一处战地救护所，救治了大量红军伤员，当地百姓都自发给红军做饭、抬运伤员。

　　“这里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是村民们日常办大事的祠堂，有时难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损坏，日常保护难度较大。”和睦村党支部副书记蒋军发说，自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相关法规实施后，村里多次与村民协商，村民们都同意另外置换一处公共场所，将战地救护所旧址永久保护起来。

　　红军长征时，在贵州留下了大量红色资源。

　　“遵义登记的红色资源就有542处、长征遗址遗迹358处，但大都散落在偏远乡村，过去缺乏日常维护。”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邓航说，在制定《遵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条例》时，聚焦遵义红色资源保护中存在的产权关系复杂、主题环境管控缺乏依据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制度方案，“条例只有28条，将保护范围聚焦在物质遗存领域，既避免与省级法规的重复立法，又体现了地方立法的补充性功能定位。”

　　传  承

　　把红色资源融入校园思政教育

　　长征文物作为那段烽火岁月的实物见证，是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承长征精神的鲜活教材。

　　“在《贵州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的众多条款中，我对红色资源融入校园思政教育的相关内容感触最深。”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旧州中学校长杨晓梅说。

　　旧州中学内有一座红楼。1934年红军长征两次途经旧州，伤员就驻扎在红楼的过道里，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情接待。

　　“条例实施前，红楼保护缺乏制度约束，保护责任、修缮资金难以落地，更不用说做好传承利用了。”杨晓梅说，条例实施后，一系列具体保护措施得以落实到位，“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学校常态化组织师生走进红楼开展实景教学，将革命传统教育搬进红色旧址，把历史建筑转化为规范化的校内思政课堂。”

　　法治护航红色资源保护，依靠制度刚性留住珍贵的红色记忆，守护好长征文化与英烈文化根脉。

　　湘江战役大坪渡口位于桂林市全州县凤凰镇与绍水镇交界处。1934年11月，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从这里率先突破湘江，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第一渡”。如今，烽火硝烟散尽，湘江江面宽阔平静、两岸山林苍翠。

　　在渡口旁的展览馆里，全州县凤凰镇和平红军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参观湘江战役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