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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世纪审判。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之一，为受害国伸张了历史正义，也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础。

80年后，完整还原审判全过程的中文版庭审记录全译本首次正式出版。

这套40卷、2200余万字的权威巨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历经10余年跨学科攻坚，于今年4月首发，填补国内史料的系统性空白。多名参与编纂、研究的学者表示，此次全译本面世，不是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一次司法铁证的归位、民族记忆的补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

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揭示了哪些尘封的历史真相？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新华社“新华深读”记者对出版者、权威专家进行了深度采访。

用中文完整还原历史全景

今年4月3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办，组织者在现场将40卷典籍组合成数字“80”的造型，致敬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冯源 摄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汇集11国法官、检察官，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形成数千万字庭审笔录、证人证言、物证清单、控辩记录与判决文书，是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责最原始、最合法、最权威的司法铁证。

作为二战后规模最大、程序最完备的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从法理上彻底否定日本对外侵略的正当性，裁定南京大屠杀、强制奴役等系列惨案的犯罪本质，将28名甲级战犯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但遗憾的是，80年来，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从未见过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版本。10余年前，国内翻译、历史、国际法、档案学多领域专家启动东京审判全记录的中文翻译工作。这套典籍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三方打造，百余名译者、校订者、编辑与史学家参与，是国内该领域里程碑式成果。

49858页原版英文记录、累计开庭831次、传唤证人419名、提交书证物证等各类证据4336份……该全译本以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影印的英文原版庭审记录为底本，同步参照日本雄松堂日文官方文本交叉校勘，完整收录1946年4月29日庭审筹备阶段至1948年11月12日最终宣判的全部内容，包括法庭流程、控辩发言、证人证言、战犯陈述、法官评议，以及庭审索引、证据清单、出庭人员等全部附属资料。

全译本最后一卷第40卷为判决书完整译文，卷首写明：“本法庭之设立，是依据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书》以及1945年12月26日的莫斯科会议，并将其付诸实施。”整部卷宗以完整时序真实还原了这场正义审判的全过程。

既然庭审记录已有英文版和日文版，为什么还要译成中文版？

外文档案不等于可用文献。全译本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如果单纯从“文献已经存在”的角度看，外文文本确实已经存在。但对中国学界和中国公众来说，文献存在不等于文献能够被普遍阅读、理解和系统传播。

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最大受害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更是东京审判核心参与国。然而在全译本问世前的80年间，国内始终没有完整的中文庭审卷宗。

英、日文原版虽早已出版，但早期影印版本印量稀少，仅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少数大型馆藏机构，普通民众、基层研究者难以接触。即便有幸查阅外文档案，严苛的语言门槛也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只有完成中文转化，才能让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真正融入我国学术体系、教育体系与公共传播体系。”程兆奇说，东京审判与中国的相关度太高，它不应只是少数能够读英文、日文的专家才能进入的档案，而应当有一套中国读者能够方便阅读、检索、引用和研究的完整中文文本。

既然已有中文节选资料，花费巨力出全译本意义何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崔霞表示，索引、摘要、节选类材料只能勾勒历史梗概，呈现碎片化信息，无法还原完整历史全景。想要看清日本整套侵略体系，就必须依托全卷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