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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矛盾纠纷常常不期而遇；处理不当，小事容易拖大，甚至演变成双输、多输的结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那么，该如何化解呢？一种被称为“总对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什么是“总对总”？这种新机制对解决纠纷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高新区工业园区汇聚众多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创新企业。2024年，这个工业园区运营方与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因厂房租赁合同产生纠纷，向法院起诉。

法院了解到，拖欠厂房租金的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大都在2019年前后入驻园区，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导致无法按合同支付厂房租金，最终园区运营方把十几家拖欠租金的企业诉诸法院。

如果法官按照租赁合同“一判了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将面临停产、破产的危机，不仅影响到广大员工的就业、政府的税收，也会影响到当地机器人产业的新发展。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杭平：“现在很多纠纷不是单纯只涉及到双方利益的交易关系、合同关系，它往往还具有相当大的外溢性，会牵涉到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法院来说可以按照规范方式来解决纠纷，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是一种最有效、最佳的纠纷解决方式吗？”

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牵头陆续与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住建部、中国文联等18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个法院牵手行业部门的“总对总”新机制，就是为了给民商事纠纷提供更多、更优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李盛烨：“‘总对总’全称是总对总多元纠纷矛盾解决机制，在中央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跟有关部委建立一个机制；在地方层面，地方法院与之对应的属地各个部门建立一个工作机制，大家携手开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工作。”

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很多人选择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纠纷，在诉讼量增大的同时，法院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直接诉讼未必是解决纠纷的最优方式，联合多个部门的调解组织展开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李盛烨：“我们要建立一个法院和多个部门之间联动的化解机制，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工作效果。怎么让行业的矛盾纠纷通过专业的调解方式化解，这是我们建立‘总对总’基本的一个出发点、落脚点。”

让每个行业的“内行人”在法治轨道上调解“专业事”，是“总对总”这个机制最大的一个特点。比如重庆大足多家企业跟园区的租赁合同纠纷，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建立的“总对总”在线诉讼调解对接机制，当地法院委托熟悉企业情况的当地工商联开展先行调解，指派法官全程指导。

重庆大足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杨志华：“我们收到案件之后，会根据案情的种类以及基层调解员的专业、特长来进行分配。”

工商联的职能之一就是服务企业，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如今作为熟悉情况的第三方跟法院携手调解，工商联的调解员能比较准确地抓住纠纷双方的堵点和痛点，找到双方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在法官的指导下，提供一个更加快捷、可行、有效的纠纷解决方案。

重庆大足区万古商会执行会长、调解员欧邦禄：“我们做了双方工作，最后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有些企业愿意继续承租这个地方，但是租金给他们适当做了调整；有些企业不愿意继续租的，分期交纳拖欠租金。”

园区运营方和企业达成调解方案经法院司法确认具有了法律效力，不仅让园区避免了因诉讼和部分企业倒闭造成停租的闲置损失，同时也直接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让企业在疫情后能迅猛发展。如今园区的这些企业业务遍布全国，产值和税收在当地名列前茅。

陈杭平：“这个案件中法院有更加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是简单用法律来加以裁判，一判了之了，而是采用一种相对更加主动，增加双方当事人利益，乃至使社会公共利益能够进一步最大化的方式解决。‘总对总’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总对总”机制为民商事法律纠纷提供了一个权威且高效的协商平台。它不是在法律上“打折”，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