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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匠心技艺到市井民俗，从翰墨丹青到诗词歌赋，从丝竹雅乐到古典舞蹈，中华大地的文化遗产包罗万象，以独有的底蕴和魅力走向世界，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外国友人诉说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我们特别邀请几位外国人，讲述他们与中国文化遗产的情缘。在他们眼中，中国文化遗产究竟为何让他们“着迷”？他们又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化遗产，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并爱上中国？

意大利汉学家菲利波·科斯坦蒂尼——

与古琴的十余载情缘

我很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意大利参加过不少中国文化课程，2014年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访问时，看过一场古琴演奏会，当时就被天籁般古朴深邃的琴音“击中”了。在古琴声中，我的心灵感受到奇异的震颤，仿佛琴弦流淌的不仅是旋律，更是千年前古人的低语。

后来，当我得知古琴有着数千年历史，在中国古代位列八雅之首，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就下定决心学习古琴。

在意大利学古琴并不容易，要应对诸多困难，比如古琴教材、乐谱资源稀缺，师资力量薄弱，爱好者之间的交流相对匮乏等。我在网络上看古琴教学视频，也会寻找意大利的华人琴师及时求教。只要一有机会到中国，我就到处搜罗琴谱、寻找琴馆、听演奏会。

对我来说，学古琴最难的是减字谱。初学时，我的中文还不是很好，于是我就想了个“笨办法”：把书房的墙壁、书桌甚至冰箱上都贴满减字谱卡片，每个符号旁都写上意大利语标注。我还自己绘制指法力学图谱，用红线在纸上画出指尖运动的轨迹，连指关节的角度都精确到具体度数。

从最初的生涩卡顿，到如今的行云流水，那些曾让我头疼的指法，已经打磨成我的肌肉记忆。在不断提升琴艺的同时，我也日渐领悟出琴音中的奥秘：古琴的每一个音符不仅是旋律，更承载着精微高雅的中华文化精髓，是中国美学思想与哲学精神的声学载体。

这些年来，我在意大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国多地开展古琴推广项目，举办专场演奏会与研讨会，在多所知名学府开设古琴讲座，阐释古琴美学。听者的反馈远超我的预期，这让我认识到古琴具有跨越文化的共通价值与强大感染力，也更加坚定了我以古琴为舟，做东西方文明“摆渡人”的信心。

美国学者玛丽·克莱尔·图琪——

向世界介绍中国“花儿”

上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我就立下了从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志向。1983年，我到南开大学留学，并在两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前往甘肃兰州拜访兰州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民俗学家柯杨。在柯杨的建议下，我决定将研究中国西北民歌“花儿”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1984年，我前往宁夏，开启初次“寻花”之旅。可惜当时因语言沟通等诸多不便，只在宁夏停留了一周时间，没有遇见“花儿”传承人，也没能够现场观看到“花儿”演唱。此后，我又多次前往甘肃、青海、宁夏开展田野调查，考察山沟沟里的“花儿”会实况，与“花儿”歌手面对面交流……在柯杨、巍泉鸣等中国“花儿”民俗专家的帮助下，我终于在198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此后，我对中国西北地区的音乐生活进行了长期考察。那时候，我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回到中国，进行数月的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我和中国民俗学同行有广泛的交往，与西北地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汉族的“花儿”歌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不仅掌握了流利的汉语，还能听懂西北地区兰州、西宁、临夏等地的方言。

多年来，我将中国民俗学特别是“花儿”民俗的发展状况介绍给美国民俗学界。我还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开设了中国民俗文化课程，常在课堂上播放“花儿”录音，向来自各国的学生讲授“花儿”，深受学生喜爱。

40多年来，我见证了“花儿”如何通过一代代中国学者的接续努力，得到持续向好的保护和传承：2006年，“花儿”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花儿”更是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作为参与这个进程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荣光和欣喜。

韩国教练崔秉珍——

成为舞狮“洋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