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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一所公办小学，一名新市民接女儿放学。

章温曦摄

江西省南昌市一家医院，一名新市民在服务窗口进行异地医保结算。

王迪川摄

湖南省长沙市一家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企业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为外来务工人员办理租房业务。

朱 奥摄

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5月2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引  子

老家江西宜春，长期在省会南昌打工的刘玉林，两次生娃，感受迥然不同——

2025年怀二胎，她在南昌市生殖医院做产检，不仅医院服务细致贴心，费用减免也与本地人一样。2021年怀第一个孩子时，这样的服务和政策，她得回到户籍地宜春才能享受。

刘玉林的经历，是当地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生动注脚。

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如何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让更多像刘玉林一样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的新市民，更有归属感和获得感？记者走进江西省南昌市、湖南省长沙市、浙江省温州市等地探访。

挑  战

服务资源存在供需矛盾，地区间政策标准不一

夜色渐浓，陈佩佩回到位于湖南长沙的湘江新区金溪公寓公租房。暖色调的灯光与舒适的陈设，让她卸下一天的疲惫。回想起一家人去年租住的老小区，她不禁苦笑，“房子在顶层6楼，没有电梯，屋子不大，好在便宜，月租金1300元。”

来自湖南湘潭县农村的陈佩佩，到长沙工作10多年来多次搬家，一直盼着有个稳定住所。4年前，同事告诉她，针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公租房。她四处打听，“据说房源非常紧张，连本地人申请都要排好几年队，外地人想进入申请人‘轮候池’都难。”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陆福兴认为，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持续增长，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但因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在公共服务获取方面仍面临一些制度性障碍，难以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

同样因为户籍，5年前，刘玉林做产检时，没少往老家跑。“外地人在南昌做产检，部分筛查项目得自费2000元左右。回老家做，才能享受补助和费用减免。”她说。

为省钱，每次检查，刘玉林都得请两天假：头一天，坐3个多小时长途汽车回老家；第二天一早到医院检查，赶在中午前做完，下午回南昌。“很折腾。但对我们来说，赚钱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刘玉林坦言。

其实，早在2020年4月，南昌就已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实行以群众申请为主、不附加其他条件、同户人员可以随迁的“零门槛”准入政策。为啥不落户？

刘玉林回忆，当时得知消息，两口子动过心思，“把户口迁过来，以后看病、孩子上学都方便。”他们还上网查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发现其中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可他们仍然担心，第二轮土地承包再有几年就到期，“如果把户口迁进了城，还能继续承包吗？”

一边是城市便利的基本公共服务，一边是农村难以割舍的故土，两口子反复权衡，最终决定“不迁”。“城里虽好，但老家才是‘根’。迁了户口，万一没了地，以后想回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刘玉林说。

像刘玉林一样背着行囊、辗转异乡的新市民还有很多。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1%，到2025年末，这一数字达到67.9%。从就医就业、住房保障，到社保参保、子女教育，新市民的大量流入，考验着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