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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前后的戴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

《文物医生》插图

“在显微镜下操作，人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时空感’。显微镜能让人看到金属表面极细微的加工痕迹，那是几千年前工匠留下的锤揲纹理。我们甚至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此刻正在触碰一个古代工匠曾经亲手完成的东西，甚至会想象古人在制作它的时候，可能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需要反复调整、不断判断。”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不断升温，公众对文物修复的兴趣也日渐增长。瑰丽的绿松石铜牌饰、神秘的三星堆青铜头像……这些珍贵文物如何通过修复师的妙手匠心，得以更好保存、展示，中信出版社的《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给出了答案。该书通过10个真实的文物修复故事，深度还原了古老的文物修复技艺如何借助现代科技，让国宝重现昔日光彩。两位作者戴维康、张珮琛供职于上海博物馆，分别是国家级非遗“古陶瓷修复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国家级非遗“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近日，本报记者围绕这本书的写作，对他们进行了专访。

记者：两位分别从事陶瓷和青铜器修复工作，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决定合写这样一本面向大众的书？

戴维康：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文物修复工作。很多人会觉得修复“神奇”“震撼”，但同时也容易产生误解，比如认为修复就是把文物“修完整”，甚至“修得看不出来”才算成功。事实上，现代文物修复更强调真实性、最小干预和可追溯性。修复的目的，并不是重新“制造”一个完整器物，而是在尽可能保留历史信息的前提下，让文物得以继续保存、研究与展示。

张珮琛：我们希望通过本书，把真实的文物修复过程呈现出来，让更多人理解文物为什么值得被谨慎对待，理解今天的修复师如何通过传统经验、科学检测和现代技术，让文物以较好的状态被大众看见。

记者：为什么选择“陶与铜”这两类文物？书中提到“陶与铜”构成了“循环式、互动性的文明共生系统”。陶瓷和青铜在中国文化中有怎样的地位？

戴维康：陶瓷和青铜，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两类核心器物。陶瓷源于“火与土”，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后来成熟的瓷器，既反映了中国人对材料与工艺的掌握，也见证了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对外文化交流。“China”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则说明了瓷器在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中的特殊地位。

张珮琛：青铜更多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进入高度组织化、礼制化的阶段。夏商周时期的鼎、簋、尊、爵等青铜礼器，不只是器物，也是礼制秩序、宗教观念、等级制度和铸造技术的集中体现。中国青铜文明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形成了成熟的范铸体系、复杂的纹饰语言和高度象征化的礼器系统。

书中说“陶与铜”是一种“循环式、互动性的文明共生系统”，正是想说明二者不是孤立发展的。陶瓷技术为青铜冶炼提供了窑炉、陶范、坩埚等基础条件；许多早期青铜礼器的器形，也可以追溯到陶鬲、陶鼎、陶豆等陶器。反过来，青铜器成熟后的造型、纹饰和审美，又影响了后世陶瓷的发展。也就是说，陶与铜不是简单的先后替代关系，而是在技术、材料、礼制和审美上长期互相借鉴、彼此塑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工艺文明的重要骨架。

记者：如果让两位分别选一件自己修复过的文物作为陶瓷与青铜的代表，你们会选哪一件？为什么？

戴维康：如果从陶瓷修复的角度选择一件代表性文物，我会选书中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大罐。这件器物本身非常重要，既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明代开国功臣汤和墓中的重要随葬品，承载着元末明初历史、景德镇制瓷技术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重信息。修复它，不只是修复一件破损瓷器，而是在面对一段浓缩于青花瓷中的文明史。

张珮琛：我会选书中“劫后余珍”一章里的商中期兽面纹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曾长期在废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属冶炼厂抢救文物。这件兽面纹壶，就是从废铜堆深处被发现的。工作人员凭借局部显露出的兽面纹，判断出它是一件商代青铜器。那一刻，抢救的不只是一件器物，更是一段文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