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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藏语课。

本报记者 黄敬惟摄

川藏公路通麦路段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通麦大桥。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

段宏文摄（人民视觉）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雪域高原的命运从此改写。75年来，西藏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今，听亲历者再讲起往事，听孩子们畅想未来，我们会发现历史的印记经久不灭，而生活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和平解放改天换地

“那时候大家听到很多传言，但当我亲眼见到解放军，他们纪律严明、和老百姓相处融洽，我就明白了——这支部队不一样。解放军在江对面的山头驻扎，村民们看见了，却谁也没去向藏军报信……”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的自家客厅里，江拥次仁老人娓娓道来。

岗托镇坐落在金沙江畔，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解放军渡江当晚就驻扎在这里的岗托村。时年13岁的江拥次仁在家煮了酥油茶和热水，给解放军送去。次日一早部队开拔，临走时回赠他几件旧军衣和一些食物。这个举动，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里。

江拥次仁老人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他一生有过许多身份——农奴、群众、党员、干部。其中，最让他感慨的是农奴与党员这两重身份的反差。“曾经，西藏的老百姓受到三大领主的压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各种苛捐杂税压得人根本看不到生的希望。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日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饮食起居的生活细节，到公路、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都有了保障。”他说。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远古时期，居住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就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有着血缘、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昌都卡若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距今5000至4000年的房屋、陶器和粟米。那些粟米的颗粒，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

元代设立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明代设置卫指挥使司管理西藏军政事务，清代册封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设驻藏大臣，明确规定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中央政府批准。这套仪轨，至今仍在严格执行。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旧西藏还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连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没有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思想自由，动辄被随意鞭打、残害，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

彻底废除农奴制、进行民主改革后，西藏曾经的百万农奴第一次挺直腰杆，真正成为这片土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西藏和各族人民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一座丰碑。

携手同心共筑天路

和平解放翻开了西藏各族人民命运与共、携手共建的崭新一页。为打破高山深谷的阻隔，由十八军将士与各族同胞组成的筑路大军，在这片“生命禁区”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于1954年将川藏公路修抵拉萨。从此，一条条“天路”不断在高原延伸，各族儿女的命运也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昌都市八宿县境内的国道318线怒江大峡谷段，崇山峻岭间江水汹涌，怒江大桥犹如一条巨龙横跨江面。不少往来的车辆经过这里时，会专门鸣笛，致敬和缅怀牺牲的筑桥者与养护者。半个多世纪前，在没有现代机械、缺乏地质资料的艰苦条件下，十八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第一座怒江大桥。这背后，凝聚着无数筑路英雄的牺牲与奉献。

“我亲眼见证了三代怒江大桥的变迁。1970年时我9岁，第一次在第一代桥上走过。我记得桥很晃，晃得我心脏怦怦跳。”普布老人告诉记者，“如今，看着这里往来的游客、车辆，我为西藏的发展变化感到震撼和幸福。”

第一代怒江大桥是贝雷桥，采用当时军队快速建桥的方法，由钢架组成箱体架设而成。1953年6月，筑路部队到达怒江东岸时正值雨季，江水汹涌，暗流密布。部队先后4次渡江，以牺牲多人的代价，连接了东西两岸。第二代怒江大桥于1972年建成通车，是水泥混凝土拱桥。2013年出于安全考虑，在原有位置又修建了一座钢架桥。第三代怒江大桥则于2018年正式建成通车，全长16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