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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永续、万物共生。

春末夏初的崇明东滩，芦苇摇曳，鹬鹭翔集。眼下正值春季鸟类迁飞过境高峰期，无数生灵在那里停歇、补给，继而振翅飞向更远的北方。

近日，东滩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用镜头里捕捉到了一个全新身影——蒙古短趾百灵。这位远道而来的“新朋友”，让这片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朋友圈”又扩大了一分。

今年是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亦是坚决贯彻“长江大保护”的第十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和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举行，崇明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聚焦。

讲述崇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未必需要宏大叙事。不妨换一个角度，倾听江豚的逐浪欢鸣，观察飞鸟的翩跹羽翼，探寻乡土物种的生长脉络。崇明用十年深耕、全域守护，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与生物多样性的自然密码，镌刻在江海交汇的每一寸土地上。

“一条江”的新生

“我小时候经常能看到江豚。大概40多年前，江豚数量急剧下降，几乎很难见到。这两年，江豚又出现了，我经常看到两三只江豚在一道，大的带着小的，就像妈妈驮着儿子，特别可爱！”

谢世潮今年58岁，出生于长江口一个渔民之家，有33年捕鱼经验。长江禁渔后，他收起渔网，成为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简称“水野中心”）监测船的一名舵手。长江口对他而言，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

长江万里，奔流千年，滋养无数生灵。作为长江链接东海的唯一门户，长江口是中华鲟、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物种与日本鳗鲡、刀鲚、凤鲚等关键经济物种的江海洄游通道。这里为众多生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是整个长江流域生态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关键所在。

以往，因航运、捕捞、污染和栖息地退化，中华鲟、长江江豚等野生种群一度挣扎在灭绝边缘。十多年前，无法在长江口监测到野生中华鲟曾是常态，这一物种的自然繁殖曾陷入停滞。

2016年，国家正式提出“长江大保护”战略；2018年，上海率先启动“长江十年禁渔”试点；2021年，禁渔令全面实施。崇明三岛岸线蜿蜒漫长，成为全市禁捕执法的前哨。

面对长江口水域开阔、水情复杂、船舶密集、非法捕捞隐蔽性强的难题，崇明以科技赋能监管，织起“水陆空天”一体化防护网。2022年起，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专线接入崇明，75个感知点位遍布岸线，小目标雷达、北斗、AIS等设备24小时精准捕捉船舶动态。此外，崇明还在全市率先建立区级渔政指挥中心，实现全天候、全水域的禁捕执法监管。

禁渔是守护水生生物的根基，也是长江生态修复的前提，而后者既要“退渔还水”，更要“还水于自然”，从源头修复水生生物栖息地。十年间，崇明投入40多亿元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一步步筑牢江海生态屏障。

浦明码头是长江岸线治理的“硬骨头”之一。数年前拆除硬化场地时，施工人员发现地下是20世纪90年代的垃圾填埋场。为了不让其影响长江岸线的生态，崇明启动了一场历时数月的大开挖：垃圾清运、分类处置，净土回填，完成滩涂复绿。如今，昔日垃圾堆场变身滨水湿地公园，慢行桥贯通两岸江堤，成为市民亲水打卡的网红地。

生态修复更延伸至水下。长江口是中华鲟幼鲟从江入海的必经之处，它们将在此停留3个月，完成从淡水到咸水的生理调节，再奔赴东海成长。

过去，长江口地质以“铁板沙”为主，硬质地貌让海藻、贝类等底栖生物难以附着，成为中华鲟幼鲟索饵的天然阻碍。但如今，在长江入海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每当潮水退去，辽阔的滩涂上都会露出一片由竹阵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

这是水野中心在国内首创的河口型海洋牧场，于2024年全面建成。7.5万余平方米水域下，人工鱼礁构筑起一座“海上森林”，它们减缓流速、附着藻类贝类，为中华鲟幼鲟备好丰盛的“宝宝餐”。

中华鲟是长江水生生物的“活化石”，其生存状态直接反映了长江生态健康水平。这些年，围绕中华鲟的保护与繁育，许多重大突破均在崇明实现——2024年10月，上海首次实现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繁育出中华鲟5000余尾；2025年，水野中心在长江口区域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半数均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被发现。

水生态的复苏，不只是单一物种的回归，更要实现整个水域的“万物生长”。数据显示，2021至2024年，长江口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81种，水生生物资源总量稳中有升。刀鲚、凤鲚、中华绒螯蟹等经济物种显著恢复，在东风西沙、青草沙江段已形成稳定的江豚种群。长江口的水下世界，正重现“鱼翔浅底、万物共生”的盛景。

雄性中华鲟。张海峰 摄

“一群鸟”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