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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建设已从试点探索迈入全面提质的新阶段。”在近日召开的全国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工作交流暨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学科发展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仝小林如是说。在他看来，中医与西医，协同是基础、结合是深化、融合是目标，要打造中国特色的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医学体系。

与会者是来自全国62家知名三甲医院的负责人，以及中西医结合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从各地赶来，为的是同一个问题：中西医结合，如何从“能不能一起做”，走向“怎样规范地做、持续地做”。

如何在急诊、重症、肿瘤化疗这些过去中医较少涉足的领域里，真正“扎进去”？如何让两种医学体系不再只是“会诊时见一面”，而是在同一个病房、同一张病床前形成默契？过去两年，这场探索已从零星的“试点探索”走向了“系统推进”。

从“并肩”到“共事”

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曾是一个令医生头疼的难题。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协同方案将急性胰腺炎的死亡率降到了6.6%，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华西医院的做法是，由中医科牵头，把重症、急诊、影像等多个学科“装”进“一站式实体中心”，针对同一个病种，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共同制定方案。

“这不是简单地把中医师和西医师叫到一起开个会。”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勇在作报告时说，中西医协同，正是“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共同负责”。

“国家明确提出‘强基，稳二，控三’的战略。”崔勇介绍，在中西医协同层面，要建立三级的层级，第一级是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和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角色定位是顶层设计、顶层引领、特色支撑和深度融合；第二层级是国家和省级中西医结合区域医疗中心，成为区域骨干和技术平移的重要出口；底层是基层医院、县域共同体，接受资源下沉和补齐短板。

大会现场，多家旗舰医院的案例让“中西医协同”不再是抽象概念。

在中日友好医院，肿瘤科、呼吸科、风湿科、皮肤科已摸索出一套“中西医联合制定方案”的诊疗模式。在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形成了胃肠肿瘤新模式，深度融合各学科，打造从门诊到病房、从手术到康复的全闭环管理，中医病房的中药使用率达到93%。在2025年全国胃癌MDT（多学科诊疗）大赛上，这支中西医协同的团队是唯一一支“混合编队”。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中医也全面融入了儿科的急救、重症肺炎、罕见病治疗中，中医药全面有序纳入一级重症监护体系。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重点病种的中医康复早期介入率达到100%，这意味着，患者还在急性期治疗时，康复就已经同步开始了。

这些变化背后，一个共识正在形成：中西医协同不是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主从关系”，而是针对不同的疾病、疾病不同的阶段，让两种医学各自发挥长处。

“这些成果说明，协同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在重大疾病、危急重症和复杂病例中寻找中西医优势互补的切入点。”仝小林院士说。

补齐人才、规范短板

尽管成效显著，但中西医协同发展仍面临瓶颈。

首先就是人才。综合医院里，“中医师不够”是一个普遍现象。崔勇援引一份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调研数据时表示：14%的综合医院没有中药房，中医科室床位占比仅2%，中医师占比仅6.87%。

“没有人才肯定干不了事。”崔勇表示，在人才梯队方面，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较少，领军人物更少；在临床协同方面，能力与质量差异较大。更棘手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常常陷入尴尬，职称晋升路径也不清晰。

此外，“西学中”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没有规范化的统编教材。崔勇坦言，近两年各旗舰医院里报名学习中医的，大多是已有相当临床经验的西医专科医生，他们对中医知识的需求很明确——要能用在病人身上。但不同医院、不同老师教的内容五花八门，缺乏统一标准。

“全国统一的诊疗方案、疗效评价、质控指标和数据接口尚未完全贯通，高水平循证证据研究不足，成果转化与新药研发仍需加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绩效、职称、医保、科研等配套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突破。”仝小林院士表示，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协同不能只停留在“有合作”，更要走向“有制度、有标准、有证据、有体系”的结合。

用“通用语言”推动深度融合

“我们需要一种平台级的通用语言，中医能懂，西医也能懂。这才是中西医结合应有的语言。”朱立国院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