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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重大文化工程，让典籍文献“活”起来；推动学术成果转化，让古老文明记忆成为公共文化资源；创新育人模式，为青年学子搭建舞台，增强文化自信与创新活力……近年来，山东大学着力弘扬“文史见长”传统，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培育时代新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看，我们正在一心一意‘拆书’！”山东济南，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史楼二楼，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杜泽逊同记者打趣道。

走进房间，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沿墙书架上摆满了一摞摞贴着标签的纸张。学生们伏案阅读，将纸上文字逐条剪下，分类排序。

“纸上影印的，是有‘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之称的《永乐大典》残卷。学生们将存世卷目按引用书目逐一拆分，最终整理成《永乐大典》版本的《诗经》《周易》《史记》《汉书》等。就像把房子拆回砖、瓦、木头等，既能在拆解过程中读懂古人‘建筑’的智慧，这些‘原料’也可以为后世所用。”杜泽逊说。

这个场景，是山东大学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山东大学着力弘扬“文史见长”传统，承担好“《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等多项重大文化工程，同时深入推进文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开发特色育人课程，让更多学子投身文化强国建设中。

“被岁月掩埋的智慧，正被一一擦亮”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代永乐年间，收录了从先秦到明初的文献资料，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全书原有2万多卷，如今存世仅800多卷、400多册。这些残卷仍保留着大量失传典籍的吉光片羽，是一座亟待发掘的宝库。

5年前，由山东大学牵头的“《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工程正式启动，国内70余所高校200余名专家参与其中。不到3年，已完成全部存卷的加注标点工作，进入出版程序。因原文为繁体字、没有标点而造成“看不懂”的阅读问题，得到解决。

眼下，杜泽逊和学生们正在推进“分书重编”。他们先拆分《永乐大典》引用的典籍，让其“各归原书”，再对每部书的条目进行排序，使其“恢复原貌”。目前已被拆分重编的几千种典籍中，很多已不存世，或与现存版本不同。

“工程完成预计还需三四年，我们想让大众更容易使用《永乐大典》：学术研究可以引用、精美图片可以调取、文化传播可供参考，被岁月掩埋的智慧，正被一一擦亮。”在杜泽逊看来，做好典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不仅要编纂大型文献典籍数据库，也要利用多种互动方式，让典籍文献“活”起来，“进而增强公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激发当代人的创新创造活力”。

与此同时，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团队的成员正忙着给古籍“上户口”。今年，是这项工程启动以来的第九个年头，团队成员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让“漂泊”海外的古籍“回家”。

开展“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需要研究人员将全球中华古文献的情况摸清，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藏体系。做好这项工程，其困难与复杂程度，如沧海寻“遗珠”。

山东大学作为责任主体单位，自2017年4月工程启动以来，联合国内1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研足迹遍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2000余家藏书机构，新编及修订目录19.9万条，复制回归1073种缺藏的珍稀文献。

“许多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亟待抢救性保护和回归，我们正借助合璧工程数据库系统，采取数字化的方式让它们‘回家’。”“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刘心明说，团队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搭建起了前台可展示、后台可工作的合璧工程数据库系统，让汉籍图像能够被智能解析和可视化展示，目前收录了包括37万余张汉籍全文图像等在内的成果。该数据库也为工作人员提供了集编目、审目、核目于一体的标准化、智能化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资源共建共享和成果的公益性开放。

“书斋里的学问，要运用到社会现实中去”

创新，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

一边是工作人员在田野考古，紧张而忙碌；另一边，老师在向学生传授考古的专业基本理论与方法……山东高密前冢子头遗址上，山东大学考古团队一片繁忙。

2023年，山东大学高密考古实习基地在此成立。次年，该遗址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前不久，团队首次证实在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麻类作物已成为“五谷”之一，为史前北方农业体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提供了关键信息。

从位于山东的菏泽青邱堌堆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到四川三星堆遗址、安徽武王墩墓遗址，全国多处考古现场，都有山东大学师生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