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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北京5月4日电（记者郭丹　陈泽安　丁汀）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第一次公开庭审。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多，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有力清算。而今，80年过去了，白纸黑字记载的侵略罪行，却被日本右翼势力一点点稀释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已成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危机。

日本战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

1946年5月3日，由中、美、英、苏、法、澳、荷、菲等11国法官、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举行第一次公开庭审。法庭对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负有领导责任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而具体实施大规模虐待、屠杀战俘和平民等的乙丙级战犯由中、美、英、苏等国各自审判。

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法庭上，曾任内阁总理、陆军大将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首恶松井石根、九一八事变策划者板垣征四郎、日本侵华头号间谍土肥原贤二、提出灭亡中国“广田三原则”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缅甸屠夫”木村兵太郎、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大川周明等28名甲级战犯无一例外地妄称自己“无罪”。

然而，正义不会缺席。经过两年多的审判，除2人病死、1人精神不正常之外，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用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共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336份，419名证人先后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审判记录达48412页，判决书达1231页。”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管建强对记者说，“东京审判是严格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由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文件，用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的累累罪行，绝非日本右翼口中‘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

“东京审判首次在国际层面系统阐释并认定‘反和平罪’，将策划、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定义为犯罪行为，个人亦需承担责任。‘反和平罪’的定义还直接影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拟定。它与纽伦堡审判一起共同奠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避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发挥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对记者说。

日本近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告诉记者，东京审判有几个重要议题。首先是确立了日军战争罪行的起点是1928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而不是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其次，南京大屠杀被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审判，让日军暴行曝光于天下，与之并称为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的“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等惨案也一起被公之于众。

1946年3月，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美国检察官莫罗、副检察官萨顿、顾问裘劭恒组成的国际检察局在华调查日军罪行。他们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详细揭露侵华日军在华实施的南京大屠杀、细菌战、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等罪行。他们还动员相关证人到东京出庭作证，为将东京审判办成铁案付出了巨大努力。

“东京审判之前，日本民众受战时管控影响，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真相并不了解。正是通过审判，彻底揭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让日本民众了解到侵略战争的实情和日军的暴行，这意义重大。”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纐缬厚说。

美国庇护致清算不彻底

“虽然东京审判有重大历史贡献，但也有不完美之处。”石田说，“东京审判后期，美国出于冷战及自身政治需要匆匆结束了国际法庭的工作。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实施细菌战、在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扫荡、强掳中国战俘与平民做劳工等大量罪行均未被彻底追究。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也躲过清算与惩罚。这就让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心存侥幸，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留下了空间。”

马奥尼说：“东京审判中未对负有战争统帅责任的裕仁天皇进行审判，日本早期对朝鲜半岛（1910年起）和台湾地区（1895年起）的殖民侵略也被忽视，一些参与对外侵略的日本文官也未受到惩罚。这为战后亚洲秩序埋下隐患。”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被送上绞刑架。而岸信介等大批重要战犯次日被从巢鸭监狱释放或减刑。

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