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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9年，“零丁洋”风雨苍茫。文天祥被俘北行，以诗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七百余年后，《文天祥集》在故土江西重新校勘出版，字里行间，丹心未冷。

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谢枋得、汤显祖……一代代江右先贤以文章立世，以节义立身，铸就江西“文章节义之邦”的盛名。然而，岁月漫漶，兵火流离，大量典籍散佚、残损、尘封。

图为《江右文库》已出版成果。受访者供图

盛世修典，正当其时。2022年，江西启动该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工程——《江右文库》，计划以10年之功，集秦汉至清末江右先贤著述于一体，共计1600册、8亿字。寒来暑往，一批批学人、编辑、技术人员不问功名，不计得失，沉心伏案校勘残卷，以匠心接续文脉，让古老典籍重焕生机。

此心不负，为江右继绝学。

踏遍山海，归聚千年典籍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对于中国人而言，修书撰史、辑录典籍是承续了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至今的基础。

唐开元年间，江西属江南西道，古人以西为右，历代诗词文赋遂多以“江右”指代江西。这片土地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在华夏文明版图中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四库全书总目》收江西籍人士著述1100余种，约占总数十分之一。

可时光最是无情。虫蛀、霉变、战火，让无数珍本沦为残卷；大量孤本藏于海内外公私机构，常人难睹真容；同一部书分藏数地，文献残缺，源流难辨，阅研不便。

“《江右文库》应时而生，承载着接续江右文脉、守护文化根脉的使命。”谈起《江右文库》编纂出版工程，《江右文库》编辑部主任游道勤娓娓道来。文库分为书目编、文献编、方志编、精华编、研究编等五大板块，全面梳理江右文脉遗存，填补江西文献整理空白。

修典之路，道阻且长，最难的莫过于摸清家底、寻回底本。这是一场枯燥、漫长、不能取巧的“笨功夫”，却也是文脉接续的根基。

79岁的黎传纪被学界称作“江西典籍活字典”。退休后的19年，他几乎把江西省图书馆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没有额外报酬，朝来晚走，风雨不误。

“坐在家里会偷懒。”他的话语朴实无华，却字字千钧。

作为《江右文库》“书目编”牵头人，他与团队肩负的是前人未曾完成的使命：最大程度厘清江右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著书立说，写过什么书，这些书如今留存多少，存于何处，一一梳理、著录成档，为文库筑牢根基。

这绝非翻翻各类目录著作便能了结的轻松工作。很多典籍仅在古人的墓志铭中被提及，有的只在文集序言中出现过，还有的隐匿在家谱、方志、书信的字里行间，若不悉心钩沉、逐字追索，便可能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再难有重见天日的可能。

黎传纪像一位耐心的侦探，埋首故纸堆，逐字逐句追索，“我就想比前人收得更全一点，给后人搭一个扎实的架子，让他们少走弯路”。

“这项工作很难取巧，只能靠慢慢磨。”黎传纪抬手比了一个打磨的姿势，“我们就像新石器时代的人，一器一物，只能慢慢磨出来。”

这一磨，便是半生。磨的是本事，是岁月，更是一颗守护文脉的赤诚之心。

如果说黎传纪在做“理账”的功夫，《江右文库》编辑部副主任程学军则在为文库“寻亲”。不知有多少孤本珍籍，经她奔走而回归故乡。

明代江西临川学者徐奋鹏所撰《诗经百方家问答》四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著录复旦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未著录残缺。按目录著作获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后，发现缺卷一整卷及卷二前85叶，存雅、颂，缺风。联系东北师大图书馆后，发现其所藏仅存《国风》。此书分藏两地，相隔多年，无缘完璧，经她反复沟通、核验、补配，《诗经百方家问答》于2026年在《江右文库·文献编·经部》完整重现。

“有些书，再不找回来，就真的消失了。”程学军的话语里藏着一丝急切，也藏着一份执着。对她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江右先贤的笔墨心血在故土完整留存，传诸后世，才能不负先贤，不负岁月。

《江右文库》“方志编”所获取359部底本中，66%来自省外及海外藏书机构，“文献编”经部400余部底本，省外及海外占比达55%。每一部底本归来，都是无数次奔波与不懈坚持的结果。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闵定庆得知家乡启动文库编纂，没有丝毫犹豫，慨然一诺：“此后余生，就交给《江右文库》。”

没有光环笼罩，他们却甘愿把余生托付给这些沉默的典籍，用最拙朴的方式，把散佚千年的江右文献一点点寻回、梳理、归聚。

“没有他们，文库撑不起来。做文库，先要有情怀，有时候情怀比能力更重要。”游道勤如是说。

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

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杨万里的诗文集刻印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