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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乌联合考古队队员在明铁佩遗址考古现场开展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供图

位于中亚东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锡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会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宛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以一系列考古实证勾勒出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图景。

近年来，以中乌联合考古队为代表，双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为丝路历史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从遗址外城到丝绸残片，重新定位费尔干纳文明坐标

“快看！”几名中乌考古人员围在一处新清理出的文化层旁，目光聚焦在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刘涛手上——他正用手铲和毛刷小心翼翼揭取表土，一枚边缘磨损的铜质钱币逐渐露出真容。

来到实验室，当中方队员韩化蕊为钱币除去锈蚀后，“五铢”二字赫然出现。经测试分析钱币材质、形制和穿绳痕迹，以及结合已有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显示了一条清晰的传播链条：中原红铜五铢先经龟兹仿铸，后向西传入费尔干纳盆地。不过，钱币的“身份”从流通货币变为游牧贵族的佩饰，成为“戴在身上的历史”。

这是中乌联合考古队工作中的一个寻常场景。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费尔干纳盆地内的明铁佩、蒙扎铁佩、埃拉坦等遗址开展系统性发掘。

明铁佩古城外城的发现过程，让刘涛印象格外深刻。此前，国际中亚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明铁佩仅由面积约0.5平方公里的内城组成。“我们以全方位测绘制作大比例矢量化数字地图，形成可覆盖全城的数字化平台，对遗址周边进行‘地毯式’钻探，终于发现了掩埋在耕地下方的外城城墙。”刘涛说，这一新发现将明铁佩古城面积“扩容”至约2.8平方公里，其东西最宽达1300米，南北最长达2100米，确认其为同期盆地内面积最大的古城，也重新定位了它在中亚历史上的地位。

“与中方的密切合作，改变了我们过去主要依赖文字材料判断历史、难以得到实证确认的局面。”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法尔霍德·马克苏多夫表示，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明铁佩古城等级高、功能完备，极有可能是当时该地区的中心城址，即中国汉代史书中记载的大宛国都城。

在蒙扎铁佩，中方以红外光谱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出土丝绸残片进行鉴定分析，发现织物上含有茜草、靛蓝等染料，而部分染色植物仅生长于中国南方；在埃拉坦，中方引入系统地层学方法和碳14测年技术，对城墙和房址样本进行精细测定，将乌方此前根据地面陶片推测的公元前6世纪建城年代推定在公元前3世纪，修正了长达数百年的认知偏差。

“考古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更是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乌中联合考古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相关发掘成果对提升历史认知、增进文明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洛阳铲到考古方舱，中国考古技术赋能遗址保护

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

在联合考古发掘中，中方首次将中国特色考古工具洛阳铲引入明铁佩遗址挖掘工作中。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起初，乌方考古人员对洛阳铲的效果存有疑虑，但在对一号台基西南角的发掘中，中方队员仅用一处2米见方的探沟，便精准揭露了地表不可见的遗迹。此后，“钻探”一词成为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中的一个新术语，一支乌本土钻探队伍也成长起来。

在蒙扎铁佩遗址，联合考古队发现了距今约1500年的家族合葬墓，其中骨骼、纺织品和木器等文物堆积散乱、质地脆弱，给遗存辨识和文物保护带来极大困难。据马克苏多夫回忆，中方团队引入整体套箱技术，将整方遗迹连同底土一起装进特制木箱，运回实验室做精细化分析。“这一来自中方的创新性技术，有效避免现场直接清理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坏，为后续研究保留了原始堆积素材，真正实践了‘发掘即保护’的理念。”马克苏多夫说。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