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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日塘秦刻石（局部）。

新华社记者 杜笑微摄

程章灿在查阅资料。

受访者供图

头条看点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记载着鲜活的历史。不同于史传记载，石刻文献保留了诸多生动细节，跨越时空、串联古今。从聚焦镌刻历史的人，到跳出器物看文化，一代代学者寻史访碑，与石刻“对话”，让存续中华文脉的珍贵文献被更多人看见，给予人们更多文化滋养。

一块“石头”火了。

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了尕日塘秦刻石。这让更多人对石刻文献这一冷门绝学感到好奇。

石刻文献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从事石刻文献研究三十余载。在他看来，石刻中有文学、有艺术、有历史、有景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与书籍互为补充，令历史研究广开视角

江苏南京栖霞山，游人行至千佛岩，会在石壁上看到不同年代的题刻：1000多年前，以研究《说文解字》闻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徐铉、徐锴在摩崖上留下篆书题名；近100年前，古汉语学者黄侃与友人两次来到栖霞山，在二徐题刻旁“跟帖”：第二次留下的“黄侃”二字依稀可辨，第一次题刻的“后学汪东、黄侃素治许书，忽睹二君遗迹，不任欣庆，赘名于后”，却有些模糊难认了。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记载着鲜活的历史。穿越风霜雨雪，我似乎看到了先贤‘隔空对话’的场景。”程章灿说，这就是石刻文献的魅力——跨越时空、串联古今。

石刻文献，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文献。“石刻文献有一种特殊魅力，它会说话，说的还是和书籍不同的话。”程章灿说，石刻上有许多生动细节。书籍与石刻，一显一隐，互为补充。

例如，某人在史书记载中是个不得志的官员，在石刻碑志中呈现出慈父的形象，这就让后世读者多了一个了解古人的途径。通过一些纪游题刻，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哪天去了哪里、同行者有谁。不同史籍，对同一人的姓名、履历记载可能有所不同，而刻石出自当时人之手，就可借以互相比对、勘误补阙。

上世纪80年代末，程章灿从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开启了研究石刻文献的道路。“30多年中，我走过不同阶段的研究历程。”程章灿介绍，第一阶段集中做史料研究，除了对具体碑志的研究，他还将石刻中涉及某一类别的资料搜集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研究。1999年，他出版专著《石学论丛》，其中有一篇文章通过收集墓志中的史料对正史进行补充。“当时，石刻文献研究非常冷门，这类书出版不易。”程章灿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个更冷门的研究专题——石刻刻工研究，进入了他的视野。

关注刻工群体，历史在材料的不断积累中逐渐浮现

为何在石刻文献这个冷门学科中，还要研究刻工这个更冷门的领域？“这要从石刻文献的4种版本形态说起。”程章灿介绍，石刻文献从其生产过程来看，可以分为写本、刻本、拓本、辑本4个阶段，合称“石刻四本”。

刻本的生产者是刻工。他们或根据石碑上已有的字迹来雕刻，或自己摹勒刻画，其间要经历多次校正打磨。不少刻工同时精于书法、篆刻。“传统文献很少记录刻工，但他们对于笔迹从挥毫到刀刻的转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刻工研究的内容包括技术演进、流派变迁、师徒传承、社会认同等，这些不应被历史忽略。”程章灿介绍，研究刻工群体，观察那些镌刻历史的人，也是从史料研究向史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

材料搜集的过程就像大海捞针。无论是出差讲学，还是游览风景名胜，程章灿都会到当地图书馆查阅拓本或搜访当地碑刻。他陆续搜集到4000多名刻工的资料，并从文献、历史和艺术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

这样能了解刻工群体吗？程章灿有自己的“秘籍”：如果搜集到几千个名字，就有可能从交叉联结的史料中找到其社会关系的蛛丝马迹。程章灿坦言，自己的“秘籍”，本质上就是下笨功夫。他曾花一个暑假的时间，把100册的《石刻史料新编》翻检一遍，从地方文献中找到明代昆山刻工唐氏家族的3篇墓志，为此欣幸不已；他还从文人书信、笔记中发现了刻工名字及其人生的散落细节——历史就在材料的不断积累中逐渐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