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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署启动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目前，数字化浪潮的深度渗透，正从根本上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与逻辑。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传统模式，到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数字技术无疑为提升治理效能、拓展服务边界提供了强大动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型的治理异化现象——“数字形式主义”悄然滋生。它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不当，而是在错误政绩观影响下形式主义“老问题”的“新变种”，将基层干部困于“指尖”，甚至危及公共部门形象，致使“数字赋能”异化为“数字负能”。深入剖析这一现象的症候、成因与治理路径，对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

数字形式主义，又被称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它披着信息化、高效化的科技外衣，实则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初衷，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表现。

一是痕迹管理的过度化与虚假化。留痕管理的本意是通过档案、台账等方式确保工作成效有“迹”可循。但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过程管理却被各种计量化、可视化的数据指标所替代，异化为“过度留痕”甚至“虚假留痕”。基层干部不得不为了打卡签到、拍照上传、轨迹定位而忙得团团转，工作现场变成了秀场，晒调研里程、晒加班成为日常任务。这种一拍了事、照过即做过的机械操作，实质是以形式上的数字履职替代实质性的问题解决。

二是平台建设的碎片化与空壳化。部分地区和部门将数字化转型简单等同于建设数字平台，在缺乏需求调研论证和集约统筹规划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各类政务应用程序、工作群和公众账号。这导致一些突出问题：功能重叠、数据壁垒森严，“条条”与“块块”各自为政，形成数据孤岛，基层人员面对多个系统需多头填报、重复录入；平台脱离实际，沦为建而不用、建而难用的“僵尸系统”或仅供参观的“花瓶工程”，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三是考核评价的数字化与唯量化。当可量化的数据指标成为监督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据时，便催生了数字崇拜式的政绩观。上级部门过度依赖登录率、转发量、点赞数、积分排名等表面数据进行评价，迫使基层在数据上做文章。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或规避问责风险，个别基层单位不惜数据注水、刷分造假，甚至以包装式应对来替代扎实工作，严重扰乱了基层政治生态。

四是治理逻辑的算法化与中心化。基层治理本是一个依赖经验判断、情境适配和灵活应变的场域。然而，随着算法逻辑的强势介入，部分地区出现了技术主导的治理倾向。系统派单成为执法的唯一依据，未被平台标注的问题即便群众反映强烈也可能被忽略；算法识别即便与实际情况存在细微偏差，也迫使基层进行机械式执法，极大地压缩了自由裁量空间，导致治理行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正确政绩观缺失是根源

数字形式主义的滋生蔓延，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缺失正确政绩观造成的技术、组织与制度等因素交织错配的产物。

一是数字治理情境下错误的政绩观。部分领导干部对数字治理的理解存在误区，将开发了多少政务应用程序、上线了多少系统视为显性的技术政绩，热衷于追求“高大上”的创新和数据亮眼的包装，却往往忽视了技术的应用效能和群众的获得感。这种“重建设、轻运营”“重留痕、轻实效”的政绩观，使数字平台异化为装点门面的道具，反映出形式主义思维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顽固延续。

二是考核评价机制的“指挥棒”偏差。考核评价机制是引导行为的风向标。在当前的考核体系中，受信息不对称和上级注意力的影响，导致过度依赖清晰、直观的量化指标成为一种管理上的捷径。然而，这种以数据论英雄的方式，与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实践形成巨大的张力。当考核的重心落在打卡率、响应率等表面数据上，而忽视群众满意度和问题解决率等实质成效时，就形成了以手段替代目的的目标置换，倒逼基层在形式上“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