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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重庆2月24日电 题：中华经典如何“落地”异域？

——专访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

中新社记者 钟旖

在文化长河中，典籍是文明对话的无声使者。14年来，伊朗汉学家、翻译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陆续完成《论语》《孟子》《道德经》等20余部中华经典的波斯语译介，以跨文化视角见证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价值。

跨文化对话中，中华经典如何被“转译”为可理解、可共鸣的国际表达？中华文明怎样借典籍之舟驶得更远？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与中华经典结下不解之缘？译典之际，哪些内容最触动您？

艾森：自从开始学习中文与中医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脉络绵延，它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也在漫长历史中塑造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同时我也看到，许多重要的中华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统、可读的波斯语译本，这使伊朗读者难以通过原典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确目标——把中华典籍译介到波斯语世界，让更多伊朗读者能在原典语境中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最让我产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许多核心理念与伊朗文化传统中的伦理关怀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尤其体现在“以民为本”“仁爱施政”“德才并重”及“折中调和”等处世智慧上。

比如，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经典《蔷薇园》也强调“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倡导“仁政”，希望实现“老安少怀”“博施济众”，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而波斯诗人萨迪同样期望“贤明的统治者”以仁爱与公正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处世哲学上，《中庸》作为儒家美德素养，强调“中正平和”，反对走极端，波斯传统智慧亦常主张“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强调以节制与平衡化解冲突、维持秩序。

这让我在翻译经典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间存在可对话、可互证的共同价值。

艾森翻译的波斯语《孟子》一书，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伊朗凤凰出版社联合出版，成功入选2019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以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跨越这种“诠释的隔阂”？

艾森：我认为，中华经典在外译过程中最难传递的，并非个别词语的对译，而是这些词语背后所依托的整体语境，一套长期形成的概念体系、价值前提与阅读传统。

经典语言高度凝练，常以格言式、对话式呈现，省略大量默认前提，同时又与注疏传统和互文网络紧密相连。目标语读者因缺少这一整套“背景知识”，容易出现“字面可懂、义理却偏”的情况，这正是所谓“诠释的隔阂”。

跨越这种隔阂，关键在于把翻译从“文本转写”推进为“理解路径的搭建”。我通常会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译文之前补足必要语境，用简明的历史与思想脉络交代“这段话在何种问题意识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稳定的术语机制。对关键概念选择性说明，必要时加音译解释，并清楚界定可类比与不可类比之处；三是推动“共同阐释”的工作方式。译者与目标语学者、中文训诂或专门史研究者协作，进行双向评审，并以导读、注释、对读案例等为读者提供可进入、可验证的阅读路径。

总之，真正有效的译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种语言里”，而是把一套可抵达经典意义的“解释机制”与“阅读方法”同步带过去。

艾森编著的《中华智慧：中国经典名言名句集萃》一书，于2020年由中华书局和伊朗Elham出版社联合出版。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你曾提出，强化“文化双向理解”机制。在推动中华典籍“出海”过程中，应如何搭建双向互鉴桥梁？

艾森：中华典籍“出海”不能只做单向输出，更要把它变成一次“共同读书、共同解释”的过程。

第一步是先听后讲。先了解目标语世界真正关心哪些问题，用他们的问题来反推我们该译什么、怎么译。

第二步是共同生产。译本最好由译者、目标语学者和中文学者一起完成，并做双向评审，既保证准确，也保证对方读得懂、用得上。

第三步是搭“三座桥”，把历史语境讲清楚、关键概念做术语表并说明差异、给读者一套导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