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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本系列上篇文章中，我们讲述了美国的“大熔炉”特性给其经济发展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融合不彻底、社会分层、文化冲突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集中爆发，让“美国梦”被重新书写，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在被重新塑造。而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30多年以来，美国移民问题的性质已经从社会治理议题演变为关乎国家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战略问题，其影响早已不仅限于国内，而明显外溢至美国外交领域和国际战略竞争之中。

“9·11”后，美国移民问题影响逐渐外溢

“民众正受到监视和拘留，有时甚至在医院、教堂、清真寺、法院、市场、学校乃至自己家中遭遇暴力执法，往往仅因被怀疑是无证移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月23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法，确保移民执法尊重正当程序。与此同时，蒂尔克还谴责美方将移民、难民污名化为“罪犯”或“社会负担”的做法，称这加剧了移民“遭受仇外情绪与虐待”的风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孙麟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以来，美国的移民政策已转向更加排他、精英化、安全化的主权优先型控制体系，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和战略收缩的安全布局。具体体现为三点：第一，签署总统行政令试图废除“出生公民权”、开展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行动、调动军队资源封锁边境地区，实现移民控制的全链条化；第二，对特定国家设置人才壁垒，同时偏向吸收高收入、高技能移民申请者，构建以人才资本、地缘政治、安全审查为核心的移民筛选机制，推动移民控制的安全化和精英化；第三，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及部分支持全球人道援助的组织，难民接收人数降至历史低点。

冷战结束30多年来，美国的移民问题已从一个社会治理议题逐步演变为关乎国家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战略问题。上世纪90年代，移民问题曾被视作美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文化融合的重要议题，《1990年移民法案》鼓励投资移民和高技能人才移民，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则强化对非法入境移民的执法力度，同时限制非法移民福利。

自2001年“9·11”恐袭事件起，美国移民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成为维系国家主权稳固的重要议题，2002年美国通过《国土安全法》、成立国土安全部，大幅加强边境管控与执法力度，后续管控措施持续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移民问题逐渐跃升为关乎国家身份认同和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阵地，美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行一系列强硬移民政策，“终结大规模移民时代”在2025年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被列为“优先事项”的首位。

孙麟认为，这些转变充分反映出后冷战时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内部治理的深层次困境。随着移民问题性质的改变，相关影响也逐步从美国国内外溢至外交领域。“9·11”恐袭事件后，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并大力强化边境管控与执法，执法力度在近些年达到顶峰。除修筑边境高墙外，美国政府还将移民问题作为外交工具，在移民管控上对邻国进行威胁与施压，比如发布针对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家公民的旅行禁令，同时限制和打压来自“战略竞争对手”国家的学生与科技人才。这一现象反映出，当美国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移民问题时，便将其安全化、外部化，把内部矛盾归咎并转嫁于外部。

“移民现实主义”成为趋势

美国无党派智库尼斯卡宁中心去年3月刊发标题为《国内辩论与全球战略：再探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移民问题》的文章梳理称，美国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围绕移民问题通常会采取三类政治手段——“善意措施”“对抗性措施”“竞争性措施”。

具体来看，“善意措施”包括拜登政府2022年推出的“联合支持乌克兰”计划，向乌克兰难民提供简化移民程序，该案例体现出此类政策的重要战略意义。“对抗性措施”在美国体现为五种具体方式：通过调整人道主义移民政策，诱导敌对国家居民以令该国难堪或对该国造成损害的方式外流；推动对手国家的“人才外流”，以削弱其国家能力；通过限制或剥夺旅行权利，对敌对国家公民施加惩戒；对居住在美国境内的目标国家侨民实施惩罚性措施；培训并鼓励来自敌对国家的移民采取针对原国家的行动。“竞争性措施”是指美国为了在移民议题本身以及其他并不直接相关的政策领域从目标国家那里换取让步，比如受美国关税威胁，墨西哥同意在其北部边境部署约1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和军人，以阻挡赴美移民、加强移民逮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