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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奔涌向前。当她流经吴淞口、行将汇入东海之时，怀中已不常见那抹古老的身影——中华鲟。曾与恐龙同时代生活的“活化石”，似乎就要失去它延续上亿年的生命轨迹。

好在，故事不会这样结束。在距离入海口不远的崇明岛上，一座“港湾”正悄然托起这个物种延续的希望。这里是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超过5000尾中华鲟稚鱼在此安静游弋，等待回归长江的时刻。

新民晚报关于“十年禁渔”的历年报道

2026年，是新民晚报追踪“长江之痛”的第九个年头了，曾经疾呼的“刀鱼之殇”有了“洄游到洞庭湖”的惊喜；“暂且别过”的渔民，纷纷找到了新的生计……“十年禁渔”，也来到了时间意义上的“下半场”。

欣喜的是，前五年，长江禁渔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难过的是，长江生态系统历史欠账多。中华鲟的遭遇，便是最典型的代表。

当长江中游传来“子三代”人工繁育成功的喜讯，更多人好奇，上海既非中华鲟产卵场，也不是主要栖息地，“非亲非故”的国际大都市，为何要费尽心思，养护这一古老物种？

何以长江口？中华鲟的“生命驿站”

中华鲟，长江的旗舰物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距今已经有1.4亿年的历史，有“水中大熊猫”之称。

当一个物种的名字被冠以“中华”，便不难看出，它对于这片土地的重要和依恋。

曾有外国人试图将中华鲟移居到他们国家的江河里，让它在那繁衍后代，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中华鲟一心恋着自己的故乡，饥饿、疲劳、恶浪、激流，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历经何种千难万险，它都要洄游到长江生儿育女。

“历史上，中华鲟资源量较大，曾是长江渔业捕捞对象之一。”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实验室主任高春霞介绍，“然而，受多重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繁殖群体规模急剧下降，物种延续面临严峻考验。”

于是，沿着滚滚长江，为保护这一极危物种，不同功能的基地建立起来，其中就包括坐落在崇明的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长江口，何以被看重？在长江口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与保护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潘迎捷教授看来，长江口是世界上生态系统最复杂、水生生物资源最丰富的代表性河口；同时，这里的水生生物资源种类和数量，是体现长江“十年禁渔”成果的重要标志；而中华鲟和长江江豚，则是衡量长江口水生生物资源的标志性物种。

要知道，中华鲟是一种长距离溯河洄游繁殖鱼类，虽然一生大部分生活在近海海洋里，但产卵这一关键环节要回到长江来完成。进入长江前，需要有“缓冲地带”来进行从海水到淡水的渗透压调节，长江口再合适不过。

“长江口，可以说是中华鲟的幼儿园、待产房和产后护理所。”水野中心副主任郑跃平打比方说，“在此地布局，也是为了有一处中华鲟长江口生活史相关研究的支撑节点。”此外，作为长江—东海的衔接点，水野中心可借助“地利”开展中华鲟放流效果监测等科学研究工作。

新民晚报记者获悉，截至目前，水野中心内有400余尾亲本中华鲟，包含子一代、子二代和野外救治存活个体。中华鲟亲本的年龄结构合理，在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

绝境中“破卵”！跑好“生命接力”

2013年起，中华鲟自然繁殖、幼鱼资源都出现了不连续变化趋势——除2015年和2017年，其他年份长江口都没有发现中华鲟幼鱼。很多人也听说了，中华鲟的自然繁殖，也中断了快十年。自然繁殖行为中断和长江口幼鱼资源的异常变化，让无数人心头一紧，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好在，上海在中华鲟人工繁育技术上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连续两年，都有幼鱼在水野中心诞生。“我们从2021年开始启动中华鲟人工繁殖技术攻关，2024年实现中华鲟全人工繁育，这是上海的突破，亦是对全流域保护体系的重要支撑。”郑跃平认为，“中华鲟的保种，不是一省一市的事儿，更需要‘全国一盘棋’。当长江头能繁育，长江尾也能繁育，才能真正体现流域性保护的特点。”

然而，成功繁育背后，布满荆棘。与中上游机构大多可利用水温适宜的自然江河水源不同，地处河口的水野中心只能依赖循环水培养系统，对水温、水质进行精密且昂贵的控制。

营养供给是另一大难题。目前用于亲鱼培育的人工合成饵料，专家们坦言并非“最佳营养”。“中华鲟在海里到底吃什么？它如何完成性腺发育所需的营养积累？我们还不完全清楚。”水野中心助理研究员杨海乐告诉记者，现有的饵料多借鉴其他鲟鱼的配方，虽然实践中效果也不错，但更像是“中医整体调理”，其科学基础远未夯实。

“可以说，饵料营养的突破，直接关系到亲鱼与配子（精、卵）质量，是提升人工繁育成功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杨海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