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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复杂性、严峻性、紧迫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围绕诸多领域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树牢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一、“十五五”时期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未来5年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精准定位，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总体来看，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全球格局深度调整带来外部安全压力。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格局正在“由一极走向多极”，国际安全格局正在“由稳定走向震荡”，国际治理格局正在“由调整走向重构”，国际发展格局正在“由合作走向竞争”，国际科技格局正在“由量变走向质变”。“十五五”时期，全球格局深度调整态势给我国带来了地缘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竞争等方面的外部安全压力。在地缘政治方面，当前，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不仅制造了地区动荡，更引发全球能源、粮食等关键物资的供应波动。共建“一带一路”、海外利益保护等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干扰，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在经济贸易领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冲击全球经济秩序。部分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推行单边关税政策，频繁“退群”破坏全球治理秩序。我国东部沿海贸易大省出口竞争力被削弱，进而对全国制造业体系和民生就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在科技竞争领域，技术封锁与体系竞争日趋白热化，我国核心技术突破遭遇围堵。尽管2025年我国首次跃居全球创新指数第10位，但在高端制造、基础科学等领域，仍面临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风险，科技自主创新的攻坚难度因外部封锁而显著增加，导致产业体系竞争压力升级。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扩散，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频发，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风险跨国界传导，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导致风险应对难度加大。

国内高质量发展面临转型压力。“十五五”时期，在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受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民生基础等多重内部因素制约，在科技、产业、区域发展等多个关键领域仍面临风险隐患。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阵痛，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等领域风险仍需化解，科技创新尚未完全突破“跟跑”困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提升。社会矛盾多元交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存在短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性面临考验。与此同时，社会治理正面临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新挑战，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基层治理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协同性需进一步增强。

二、“十五五”规划建议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与国家发展阶段实际，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重要论述和部署，形成的理念、思想、战略不断丰富完善，并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提出与发展。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同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列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专章。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以专章系统部署国家安全，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并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更加强调系统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