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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12月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在侵华日军士兵写给父亲的信中，屠杀竟如游戏般愉悦，揭露出军国主义泯灭人性的残暴。

不久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展陈翻新计划中提出，意欲将现有资料中的“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将“侵略”改为“进入”，遭到一些长崎市民的坚决反对。市民团体成员关口达夫说：“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民众假如看到‘侵略’改为‘进入’，只会认为日本企图掩盖负面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本应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然而，日本一些人和势力不仅变本加厉地对侵略罪恶进行掩盖、美化与翻案，甚至妄图推动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这种与国际社会历史认知背道而驰的错误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共识与人类良知，严重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一）

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该国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更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样的露骨越线挑衅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消的本质。

在日语语境中，“有事”意为“紧急情况”“重大危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军国主义辞典中的惯用话术。

1894年，日本声称朝鲜半岛出现“危机”威胁日本安全，出兵朝鲜继而发动甲午战争；

1904年，日本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动向认作“危机”事态，偷袭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

1931年，日本以“行使自卫权”为由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7年，日本借“华北危机”酿成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紧随的是“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

1941年，日本将“是否袭击珍珠港”视为“威胁日本存亡”，点燃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

…………

每当日本军国主义想要侵略扩张，都会先将自己装扮为受人压迫、退无可退的形象，颠倒黑白地动员国内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则会不认对手、不计后果、不宣而战、不择手段。日本现职领导人，敢于堂而皇之妄言妄行，其背后正是军国主义基因在作祟。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导力量，也是战后右翼势力的思想根基。近代以来，天皇中心主义、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结构中的糟粕，被日本统治集团系统性利用与重塑，又进一步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的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皇国史观”突出天皇神性，主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武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推广为全民道德，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生命、死亡的漠视，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无条件愚忠；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进化论则异化为“弱肉强食”理论，为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异化密不可分。武士是日本封建社会特殊的阶层，多为封建领主的家臣。有研究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统治集团看来，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价值是一种“奴道”。武士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为主家”：第一是拥护主人，第二是拥护自己的家和生存。为此哪怕做出“复仇”“切腹”等极端行为，极尽残忍手段他虐自虐，仍然都是武士“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

同时，军国主义的形成，必然不能只停留于思想和文化，一定要形成一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义勇奉公”等武士的最高原则，又被拿出来作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进行全民动员。

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要尚武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器；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将“忠君爱国”确立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再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为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190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制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赋予军部不受内阁制约的特权……武士道就这样一步步被异化为驱动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引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衍生出军国主义三大狰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