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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范长江。

范东升在讲解。

本报记者 严冰摄

《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初版封面。

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书桌上一直摆放着这扇台式折屏。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范长江西北考察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九十周年纪念展”近日在京举行，在纪念展现场，笔者采访到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听他讲述父亲从事新闻工作的感人故事。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35年，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深入祖国大西北考察，写下《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经典作品，向世界真实呈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图景，让国人看到了西北的觉醒，也让世界听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时代强音。

展览入口处，一位头发微霜、面容清癯的长者立于展墙前，他正是范东升——与其父一样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也是本场展览的策展人。“今年是我父亲西北考察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九十周年。此次展览共计整理300余件珍贵历史照片、手稿、地图及多媒体展项，展现了父亲艰辛曲折而不懈奋斗的新闻工作历程。”年过七旬的范东升字字铿锵，娓娓道来中，参观者仿佛被拉回到那个风雨如晦、以笔为剑的年代。

用脚板跑新闻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父亲书桌上一直摆着一扇台式折屏，这刻在屏上的十个字，是他一生精神的写照。”范东升深情地回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风雨激荡，抗战一触即发。范长江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我国西部一带。他意识到去考察西部的社会经济、国防建设以及红军北上以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将真实的西部状况报告国人，对提高国人建设抗战大后方的认识、促进地方改革很有必要。”范长江纪念馆解说员陈瑶介绍。怀着这样的信念，时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于1935年7月踏上了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行程万余里的西北考察之路。

展墙上，一幅范长江行经路线全图清晰地勾勒出他的行进路线：自成都出发，经川北、甘南至兰州，后闯青海、越祁连山抵敦煌，折返兰州后又赴宁夏、内蒙古河套地区，最终抵达包头。范长江将这段旅程的新闻作品汇集成书，便是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

在书中，范长江写道：“这条路真正寂寞，真正长。”雨后山崖边，“泥石夹杂”“泞滑不堪”，范长江“滑倒数次，满身泥污”，苦行半日才得以下山；翻越关山时，“山上积雪甚厚，呼气成霜，须眉尽白”，他裹着单薄棉衣艰难前行。为了追寻真相，他坚持与当地民众广泛交流，每日至少要走40里路，用双脚丈量了红军长征的部分路线。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直击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具有最大的历史真实性。父亲奉行的‘用脚板跑新闻’的作风，就是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如实写出来。”范东升的语气充满崇敬。范长江在西北考察中，第一次公开对红军长征的形势与动向进行了客观分析和报道，详细披露了这些“红色好汉”取得长征胜利的辉煌历程，首次在国统区报纸上公开称共产党的军队为红军，毅然为国民党口中的“剿匪”二字打上引号。“这些文字，在当时无疑是惊雷。”范东升感慨道。

乔装菜农冒险进城

走到“从绥远到西安”的展板前，范东升介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绥远前线采访的父亲敏锐意识到，这将改写中国政局。他当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的西安各方势力盘踞，险象环生。“范长江冲破层层封锁线，终于在1937年2月初抵达西安城。可城内因事变戒备森严，他被岗哨拦在了城外。”陈瑶讲述道，“范长江见菜农能进城送菜，灵机一动，就用自己的斗篷和帽子向菜农换了件破旧棉袄，低下头挎起菜篮，冒险混进城中。”

这次冒险，让范长江成为突破舆论封锁、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他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那一刻，父亲终于弄清了真相。”范东升指向展墙上的《大公报》1937年2月15日版面截图，“返回上海后，他连夜撰写《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报纸一出，顿时引起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