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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回响：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陈亦楠编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图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黄金崑摄 （人民视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近日出版的《正义的回响：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钩沉来自四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29所档案馆的史料，系统梳理还原二战后中、美、英、澳等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军战争暴行审判的概貌，记录了国际社会以法治精神清算战争罪责、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在发掘审判档案的过程中，诸多被尘封的历史得以重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罄竹难书，限于篇幅，这里仅讲述其中三个片段，以奉读者。

“地狱航船”驶向罪恶深渊

二战期间，日军运输盟军战俘的船只上不悬挂任何标识旗帜，被称为“地狱航船”。战俘们被关押在无通风和卫生设施的货舱，像牲畜般被转运，常因虐待、患病死亡，最后尸体被抛入大海。

曾被“地狱航船”运送的战俘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里斯本丸”号英军战俘，还有参加过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八百壮士”中有57人被“地狱航船”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修建战时隧道。在火山频繁爆发、疟疾肆虐的艰苦环境中，战俘们经受着非人的待遇。一旦病倒不仅无法得到医治，还将面临更加悲惨的命运。驻扎拉包尔的日军第八方面军少将广田明曾下令，凡战俘生病3日以上而无法继续工作者，将一律被处死。

二战后，在拉包尔担任劳工小队队长的李维恂，在澳大利亚法庭上为两起虐杀中国战俘的案件作证。我们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和国家档案馆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李维恂的证词：“1943年1月29日，我见到了我刚刚提到的10名中国士兵，他们的身体非常差。中国战俘被扔进了坑里，日本兵用枪射杀了他们。2月4日，同样的暴行再次上演。”最终，这两起惨剧的罪魁祸首——军曹相泽治索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5年到1951年的6年间，澳大利亚在达尔文、拉包尔、新加坡等地相继设立法庭，一共进行了约300场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在澳大利亚审判的法庭上，受害人的国籍十分广泛，有128宗暴行与中国人、印度人、印尼人及南太平洋岛民相关。

罪行终将付出代价

1941年12月7日清晨，350多架日本战机偷袭轰炸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1942年4月18日，16架B—25轰炸机从位于太平洋的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执行首次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任务，这就是杜立特行动。

任务完成后，其中13架飞机迫降在中国安全区，机组共有64人经由中国人民营救，得以安全回国。另有8名飞行员因迫降在沦陷区，全部被日军俘虏。他们随后被送往中国上海，关押在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牢房里，当时这里是日本在上海的宪兵司令部。

被俘飞行员尼尔森后来回忆这段可怕的经历：“日本人把我从牢房里拉出来，开始盘问我的任务信息。我被迫躺在地上，被执行‘水刑’。4个士兵分别坐在我的四肢上，第五个人把湿毛巾蒙在我的脸上，并往我的脸上倒水。每次我想呼吸，就会吸入更多的水，导致产生濒临窒息的感觉。”

1942年4月28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召集他的主要阁僚开会，决定如何处置这8名被俘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员。10月15日，设于上海的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对8名美国飞行员进行了所谓的“军事审判”。最终判处3名飞行员死刑，于当日下午执行枪决。其余5名飞行员被判无期徒刑。整个审判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

二战后，美国分别在上海、横滨、马尼拉、关岛和夸贾林岛设立5个军事法庭，针对日本BC级战犯展开了军事审判。1946年1月18日，美军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军事法庭。40天后，该法庭对虐待和杀害杜立特行动飞行员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军事审判。这次审判，法官、检察官、律师都由美军军官担任，聘请的翻译里面有美国人也有日本人。庭审进行了20多次，询问了大量证人，通过法庭辩论获得有效证言。

1946年4月15日，美军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泽田茂、冈田隆平、立田外次郎重体力劳役5年的监禁，判处和光勇精重体力劳役9年的监禁。

新中国独立对日战犯审判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分别开庭，对45名在押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独立开展的针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受审的日本战犯全部认罪服法，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