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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底，程金鑫第一次看到崭新的抽水马桶立在屋里，马桶底下的密封胶还没干透。

他伸手摸一摸，指尖感到一点湿。还得再等等，他想，万一马桶漏水就白装了。那几天，每天早上出门前他都要专门去看它一眼。

程金鑫的家在黄浦区贵州路，一条藏在南京路步行街“背后”的小街，一头通向苏州河，一头穿过南京东路。某种程度上，它是上海城市的“里子”——在霓虹闪烁的另一面，是七拐八弯的旧式里弄、陡得近乎垂直的木楼梯，和那些仍在清晨拎着马桶走向倒粪站的人。

76岁的程金鑫，是今年上海最后一批告别手拎马桶的居民之一。

据《解放日报》记载，1993年的上海仍有80万只手拎马桶。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两位数。

当大部分人已不再为如厕发愁，我们仍想追寻这段30多年的历程——

一只只马桶，如何成为问题的容器，推动一座城市在探索治理的过程中，看见和关怀每一个具体的人。

一

贵州路永平安里一间商铺的2楼，是程金鑫的家。14平方米的空间，一张大床、一张折叠床、两个衣柜、一张小桌紧紧挨着彼此。

自1949年出生起，程金鑫便和父母生活在这里。

每天凌晨4点，睡眼惺忪的他都会听到喊声“倒马桶嘞——”，40多岁的粪工拉着大板车，绕过当时上海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走进里弄，街坊赶紧把马桶提到楼下。有人在凌晨两三点钟就把马桶备好，生怕错过就得再等一天。

空马桶在天亮后被取回，邻居们再用长长的竹筅“嗦嗦嗦嗦”地荡清爽。

这番日复一日的街景，藏着一部社会变迁史。

新中国成立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3.9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人口数量激增，繁华之下是泾渭分明的居住环境。

按照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陈洋的说法，“全上海也就一千套”的花园洋房、高级公寓里住着侨民、富商和精英，户内独用抽水马桶，还配备洗手池、浴缸和淋浴，俗称“四件套”。一些小康家庭居住在“新式里弄”，楼栋里常合用卫生设施。大量普通上海人，栖身在“旧式里弄”“简屋”和“棚户区”里。

在南京东路背后的贵州路、宁波路一带，大量石库门建筑属于旧式里弄。这些住宅在设计之初就没有卫生间的位置。彼时抽水马桶尚未进入普通人家庭。按旧时社会观念，“在家里弄个厕所，那怎么行，都臭死了。”陈洋说，那时，女子的嫁妆里就有马桶。

资料显示，1958年上海总人口数为750.8万，其中713.26万人的住所没有抽水马桶。

当时印发的《上海市粪便处理手册》中描述，市卫生局下设“粪便管理所”，统筹28处粪码头与23个清洁管理段。每个大弄堂里建了化粪池，出现了居民手拎马桶的景象。

二

人们在一只马桶的日常里，维持着生活的体面与尊严。

程家换过三只木马桶。随着厚重的木桶逐渐淘汰，更多人用上了搪瓷、塑料马桶。搪瓷桶的底部容易开裂、生锈。中学时，程金鑫和父亲特地走了两条街，到山海关路挑选了更厚、更贵的塑料马桶，一用便是10年。

马桶升级了，不变的是倒马桶的日常。

清晨，倒马桶的人多，得排队，讲究先来后到；最麻烦的是雨天，倒马桶刷马桶还得撑把伞。

程金鑫记得，当年弄堂里的许多人在外做工，为了省些钱，便把没用的油漆桶拿回家当作马桶。做工的人们清晨急着出门挣钱，回家后才会去倒马桶。风一吹，油漆桶常散出犹如啤酒发酵的臭味。

1969年，程金鑫去贵州上山下乡，待到1987年，调回了上海。

彼时的上海依然有百万只手拎马桶。1986年《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揭示：“市区内超过六成的家庭没有卫生设备。”

程金鑫结婚后，父亲过世，他和妻子、母亲一起生活。家里装不下帘子，家人们用马桶时，他只得转过脑袋，后来干脆走到楼下和邻居聊上几句，有时自己憋急了，就跑去弄堂口的小便池解决。

别人嘲他不够活络——对面的第一食品和中百公司明明有抽水马桶。程金鑫摆摆手，“家里的马桶才是自己的。用别人的东西，总觉得害臊”。

1994年《解放日报》上一篇题为《“方便”问题》的市民来稿，道出更多人的辛酸。作者陈灵生“蜗居穷街老屋”，家中“大小卫生皆无”。他回忆，早年各家各户自备马桶，“有客来布帘子一挡，‘哗哗’的照‘方便’不误”。几十年过去，儿子已长得人高马大，唯独“方便”依旧。

最令他难堪的，是友人来访提出“用厕”的那一刻。最终只得在雨中匆匆送客。他在文中叹道：“那一刻，实在把我逼到了想挖条地道藏起来的窘境。”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