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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上海10月13日电 题：“中国学”何以是“世界的”？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学者共为“中国之学”带来“世界视角”。从昔日的古典文献译介到今日的全球对话，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何以发生演变？今天构建“中国叙述”又为何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参与？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译介，文学作品在促使西方了解中国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杨慧林：文学作品积淀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理解一种文化生态的直接入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如此。中国古典文献的西译当然离不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貌呈现于生动的故事，而独特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其受众往往遍及不同阶层，可能是其他文献难以替代的。

例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之前，曾为其内弟推荐过一份书单，其中与中国相关的两本书都是文学作品：一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另一是如今虽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很早就被翻译到西方的《好逑传》。《赵氏孤儿》在西方流传甚广，还影响到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成为西方认知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其法文译本最早被收录于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杰斐逊看到的英译本就是据此翻译的。而他看到的《好逑传》是由英国诗人珀西编订，部分采用已有的英译本，部分是珀西本人译自葡萄牙文。与之相应，19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有西方学者借助西方的文学史观念，来梳理中国文学的历史。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甚至声称：“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这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这一说法当然并不准确，但或许也可说明，文学作品对于西方认知中国是多么重要。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第九届巴黎中国戏曲节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揭幕。图为戏曲节开幕大戏、京剧《赵氏孤儿》的场景。 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中新社记者：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对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会产生哪些影响？

杨慧林：“世界中国学”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历史的中国之学”和“当代的中国之学”必当涵纳于“世界之中国”的背景之下。如果说今日之中国已不是“中国之中国”，那么无论“历史的中国之学”还是“当代的中国之学”，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从另一方面看，“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这是历史与当下相互贯通的关键所在。比如，中国何以为当今的中国？除去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总之，中国与世界的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贯通，应该是对“世界中国学”的基本期待。

具体而论，世界中国学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西方汉学家从异质文明研究中国文化，可能会存在某些偏差，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问题的角度、切入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恰恰是对话的机缘，也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启发我们发现被忽略的问题。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柯马丁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早期中国文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中国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诗经》中诸多篇章的关键意义，在于“仪式性的表演”等等。这未必符合惯常的理解，却可能催生新的问题，使那些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的程式化歌诗显示出意义，从而激活新的研究维度。

反观之，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特别需要中国学者予以回应，才可形成完整的链条，也才使其中的问题真正得以打开。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投龙”祭祀活动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这很了不起，但是他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有限，许多文物当时根本还没有出土，因此直到不久前李零、渠敬东等中国学者得到各大博物馆的支持，在相关文献的回溯和延展中展示出“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叙述，这才算说透了沙畹发现的“大问题、真问题、被人忽略的问题”(李零《读沙畹〈投龙〉》)。

2024年12月1日，“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在浙江杭州启幕。图为观众在杭州西湖出水的北宋金龙前驻足拍照。曹丹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