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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千秋大业。从“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到“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再到“伶仃洋上的奇迹”港珠澳大桥……一代代水利人，从被誉为“中国水利高层次人才培养摇篮”的河海大学走出，用接续不息的努力，成就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大国工程。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起于涓微，汇成河海。莘莘学子勇立创新潮头，用赤子匠心书写着“水利报国”的青春华章。

— 汪胡桢 —

“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之“父”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1300多万人受灾，4000多万亩土地被淹。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工程由此启幕，汪胡桢担纲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

治淮的关键工程之一，是位于安徽六安市的佛子岭工程。彼时，我国未曾设计和施工过像样的混凝土大坝，技术难题数不胜数。

佛子岭水库处于经常地震的山区，结合抗震需要，汪胡桢大胆提出采用“连拱坝”坝型的意见。当时，这一坝型在国内鲜为人知，在国际也罕有成功先例。汪胡桢力排众议、迎难而上，对工地的内外交通、施工布置、土石方和混凝土的施工方法，逐一做详细规划。在无法从国外引进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汪胡桢亲自指导或亲手绘制草图，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自行研制了筛分系统、拌和系统、提升设施、活动模板等简易机械设备。

佛子岭水库建设旧照与今貌

工地铺设数十公里，山上山下、水上水下，建设者们热火朝天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但许多技术人员刚刚大学毕业，甚至尚未毕业，实践经验不足。汪胡桢便在工地上组织业务学习，由年长工程师、外地专家学者授课。众人白天施工、夜里学习，笑称这是在上“佛子岭大学”，汪胡桢则是“校长”。

在汪胡桢的精密组织下，佛子岭工程仅用880天便高质量竣工。这座新中国兴建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令国内外水利工程界叹为奇迹，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大坝建成以后，经受住了洪水与地震的考验，汪胡桢因此被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

此外，无数建设者们怀揣“佛子岭大学毕业证书”，转战全国水利勘察设计单位，以及多年后的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等工程，将“毕业设计”写满新中国的热土。

— 郑守仁 —

设计葛洲坝与三峡水利枢纽的“工地院士”

葛洲坝是我国在长江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坝”。

1970年，中央决定兴建葛洲坝，一方面解决华中供电问题，一方面为日后兴建三峡工程作准备。1972年，郑守仁开始参与葛洲坝工程的修改设计，负责导流围堰及大江截流的设计工作，先后主持设计8座围堰，包括在我国首先采用的钢结构围堰。

长江截流的规模大，难度高，且有风险，因而成为葛洲坝工程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之一。

为确保大江截流安全可靠，以郑守仁为领导的技术组，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开展大量分析研究，进行大量模型实验，最终选定了上游围堰堵截流方案。郑守仁提出用“钢筋石笼”龙口护底，确保了大江截流的一举成功。人类首次腰斩长江，震惊全世界。

葛洲坝工程上游围堰施工旧照与今貌

1994年，带着葛洲坝工程的成功经验，郑守仁以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的身份，参与并主持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当年，4万余名建设者怀揣“为我中华、志建三峡”的水电报国理想云集三峡。带领着浩大的团队、开拓着举国瞩目的“世纪工程”，郑守仁的日历上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白天黑夜。1997年，他带领团队在葛洲坝形成的水库中再次实施大江截流，成功解决了三峡工程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技术难题之一，推动了三峡工程一期工程顺利完成。2002年，奔流千年的长江再次被拦腰截断。2003年，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三峡工程建设旧照和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