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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名人博物馆。桂林市委宣传部供图

桂林“文化书店街”旧址纪念碑。资料图片

文旅融合项目《桂林有缘》亮相广西省立艺术馆。桂林市委宣传部供图

抗战时期部分文化名人在桂林居住分布图。本报记者 郑 娜摄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部分文学书籍。来源：广西日报

北平沦陷，天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的硝烟在全国弥漫，国土一寸寸沦丧。狼烟四起，何以为家，何以为战?

向西，向南。为了保存民族血脉、文脉，大量文化团体、文化名人与学者不断迁徙，落脚在桂林。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小城，在战争中被推向文化的前沿。

抗战期间，数以千计的文化人汇聚于此，小城里书店、出版社林立，报纸、刊物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宛如雨后春笋涌现。一个个文化战士以笔为枪，以纸为阵地，以舞台作战场，发出人民的怒吼、抗争，存续民族精神之炬、文明之火。冠甲天下的山水之城，淬炼成享誉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城，在气壮山河的抗战长卷中镌刻下独一无二的坐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桂林，探访遗址，寻迹星火，从一座城解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一幅迁徙图

手指轻点屏幕，一幅“迁徙图”瞬间跃出，一个个“名字”从五湖四海“奔赴”同一个地方——桂林。

9月7日，桂林抗战文化名人博物馆迎来开馆后的第一个周末，参观者一波接一波。在一面交互屏幕前，不少观众驻足停留，一览抗战期间全国各地文化人士云集桂林的概貌。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944年期间，数以千计的文化人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到桂林。”桂林抗战文化名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吴秋乐介绍，来桂人员中，包括田汉、郭沫若、茅盾、巴金、欧阳予倩、夏衍、艾青、胡愈之、范长江、马君武、梁漱溟、李四光、何香凝、徐悲鸿等数百位知名人士。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38年11月，28岁的诗人艾青从武汉流亡到桂林，写下了他最为脍炙人口的诗歌《我爱这土地》。彼时，侵略者的铁蹄猖狂践踏中国大地，桂林这片土地也被日寇飞机连续轰炸。夜晚，青年们吟诵着艾青的诗，有人还将它抄在衣服上，以此表达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炽热的爱。

1941年底，香港沦陷，作家茅盾辗转千里来到桂林。他先写下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真实记录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在战争时期的惊险经历和生活百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以及港英当局的软弱无能。紧接着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小说刻画了动荡年代人们的挣扎和命运，被公认是“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

抗战期间，作家巴金三次来到桂林。他的散文《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和《写给读者》，小说《火》《还魂草》等，记录下日军轰炸桂林平民罪行的铁证，反映了全民族所面临的巨大灾难，控诉侵略者：“血不会白流，痛苦应有补偿，牺牲不会徒然。”

巴金在《做一个战士》一文中，定义何为“文化战士”——“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事实确实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在桂林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用文化的方式参与着这场关乎民族兴亡的战斗。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创作而成，许多重要的剧作在这里首次上演和发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伟林说。

抗战期间，桂林出版业、戏剧业空前繁荣——出版全国80%的书刊，演出话剧、京剧等数百台剧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学、新闻、戏剧、体育、教育各界在桂林成立抗敌协会和组织，引领成千上万文化工作者和民众，形成了一条强大的文化统一战线，展开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文化抗战。

一条书店街

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西街，一座“文化书店街”旧址纪念碑在街角静静矗立。抗战时期，这条街道曾有过另一个名字：桂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