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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 歌剧《白毛女》1945年在延安上演，轰动一时。这段经典唱词中，“骑红马、扛大刀”的门神究竟指的是谁呢？

8月15日，在位于连云港博物馆内的彦涵美术馆，“凯歌穿越八十年”寻访团成员看到这套名为《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的木刻画。“彦涵，彩色木刻，1944年于延安”的落款格外醒目。当年，这件作品被千家万户喜气洋洋地张贴在门上，成为抗战胜利时期最流行的“新门画”。而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也被老百姓奉为“新门神”和平安“守护神”。

“新门画”被贴上千门万户

左幅是骑红马的八路军战士，一手刀过头顶，一手紧握步枪，胸前还挂着手榴弹；右幅是骑白马的民兵，手持红缨枪，高举闪亮大刀，两人的威武英姿中都透着果敢坚毅。这对门画色彩明艳喜气、线条充满张力，强烈表达了军民战斗到底的决心和迎接胜利的喜悦。

木刻版画《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彦涵 作

1939年冬，日寇开始在太行山地区疯狂“扫荡”，还散发各类反动招贴画。很多不识字的老百姓觉得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就买回家张贴。为此，1940年2月，朱德提出“笔杆必须赶上枪杆”，勉励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利用文艺武器进行对敌斗争。

“父亲在集市上观察到，当地老百姓非常喜欢年画，不管家境如何，过年都要买年画回去，贴在门上、灶台上、炕沿上。从中父亲发现了年画的群众性和宣传价值。”彦涵之子彦东说。于是，彦涵与胡一川、罗工柳、杨筠等人商量，决定以木刻刀为武器，与侵华日军展开一场“年画战”。他们将新型版画与传统年画艺术结合，采用阳刻技法，借鉴民间年画中的艳丽色彩，创作出一批反映抗战的“新年画”，如《保卫家乡》《春耕大吉》《努力织布 坚持抗战》等。这些“新年画”画风鲜活，一到集市就被抢购一空。

彦涵之子彦东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鲜明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按此要求，彦涵等在“新年画”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创作出系列 “新门画”作品。

1944年，前线捷报频传，兴奋不已的彦涵在梨木板上创作了经典的“新门画”作品《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这件套色木刻在抗战胜利时期贴满千家万户，红遍大江南北，后被中国美术馆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收藏。

“以前老百姓会把秦叔宝、尉迟恭的形象贴在门上，这时则把守护他们的八路军战士、民兵当成 ‘新门神’。”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副研究员李巧珍说，这件作品既保持传统“门神画”的程式化风格，又以大胆的想象力进行“形象置换”，将民间美术与抗战宣传相结合，起到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副研究员李巧珍

周恩来曾将彦涵画作赠予美国记者

彦涵原名刘宝森，是连云港东海人。19岁时，他进入杭州国立艺专学习油画。1938年夏天，22岁的彦涵突破重重障碍，和同学徒步跋涉11天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从此与木刻结下不解之缘。

学习结束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彦涵，坚决要求奔赴前线，与胡一川率领的鲁艺木刻工作团一起奔赴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启了战士与画家双重身份的战斗生涯。在此期间，他在山西人熟悉的关公画像基础上创作了版画《身在曹营心在汉》。一个伪军小队长看到这幅画后带队投诚：“大丈夫如斯是也，我也是爱国的。”这件事被当时的《太行导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传为佳话。

1943年，彦涵回到阔别已久的延安，在鲁艺任教。太行山血火交织的战斗经历成为彦涵丰富的创作源泉。

彦涵始终保留着一本笔记本，记录着32位曾与他并肩战斗、牺牲在战场的战友姓名。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用木刻刀刻画英勇抗争的军民形象，《奋勇出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等大批作品成为经典。1944年，周恩来将彦涵创作的经典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赠送给美国记者，后被美国《时代》周刊印成袖珍本，中国军人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精神，鼓舞了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奋战的美国士兵。

“彦涵木刻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民性’。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他的大批作品反映的都是‘军民同心、并肩战斗’的主题。”李巧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