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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历史照耀今天》。在八路军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的同时，根据地民众自发组建起规模空前的“支前大军”：老妈妈将珍藏多年的嫁妆棉被拆了做成军鞋，识字班妇女在油灯下连夜抄写标语、制作红旗来鼓舞士气。各村村民组织了“烙饼突击队”，昼夜不停烙制出20多万张杂粮饼，青壮年运输队肩挑车推形成百余里的送粮长龙，摧不垮的“钢铁补给线”是民心所向，让每寸土地都成为埋葬侵略者的战场。

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到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一路上，许多场景让他震撼。

在完县，福尔曼看到村民从枯井中取出小米。井壁的暗门后藏有3米深的储粮洞，洞口用蜘蛛网伪装，这是村民为八路军储藏的粮食。在唐县某村的戏台台板下，是通往后山的地道入口。村里郎中的药箱夹层里藏着发报机的零件。放羊娃稚嫩的歌声里，暗含着传递的情报。

无数这样的细节让福尔曼对“人民战争”这个词有了深切的体会。他在著作《北行漫记》中写下了这个问题：“一支缺粮少弹的军队，如何在死亡包围中越战越强？”

许多来晋察冀根据地访问的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心中都带着这个疑问。他们想不通，这块根据地周边盘踞着大量日军，经常遭日军“扫荡”，它是如何生存下来并且不断壮大的？

聂荣臻元帅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关键的一条就是——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依靠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时就遵循的理念。回望抗战史，每到生死存亡时刻，只有真正凝聚起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突破困境、迎来希望。

时间回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装备和战术优势，一路强势进攻。国民党军队因装备落后、战术被动，尤其没有对民众进行有效动员，无法形成足够的抵抗力量，战场接连失利，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抗战形势急剧恶化。显然，仅仅靠正面战场和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难以取胜。

真正发掘战争取胜力量源泉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的战略方针，明确要“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构建人民战争体系。

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赢得了各界的支持。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李树泉：国共两党实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担心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中国共产党充分信任人民，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是引领中国抗战最终走向胜利的路线。

坚持依靠群众，局面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为团结各阶层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构成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

1941年，延安，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感慨地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

当时在根据地有一首朴实的歌谣——“金豆豆，银豆豆，投到好人碗里头”。这是为不识字的群众参加民主选举投票想出来的方法——用豆子代替选票，投到代表不同候选人的小碗里。通过这些灵活的形式，实现了根据地80%以上群众参选。

经济制度的设计同样充满政治智慧。

山东莒南县佃农王德春当时算了一笔账：“原先交五斗租子只剩口粮，现在能余下一石二斗，终于敢蒸纯粮窝头了。”

农民手里有余粮了，这源自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由此得到明显改善。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北岳区农民平均每户每年减租1.5石粮食，相当于多出两个月的口粮。

在“减租减息”的同时，保留了“交租交息”政策，兼顾了地主的利益。

这种“既团结又斗争”的微妙平衡，减少了阶级对立，撬动了各阶层团结抗战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