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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在设计展览馆外立面图案。

常沙娜近照。

常沙娜设计的天顶装饰效果图。

常沙娜临摹的飞天像。

以上图片均为常沙娜工作室提供

人物小传

常沙娜，1931年生，浙江杭州人。曾任教于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后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会长。她系统整理和研究敦煌图案，先后参与人民大会堂外立面和宴会厅建筑装饰的图案设计，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国际机场等国家重点工程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主持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作为总顾问参与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工程建筑外立面装饰工程的设计工作等。

北京顺义区一栋安静的小楼里，阳光斜斜穿过窗户，在木质餐桌上投下光影。常沙娜坐在桌边，看见记者手捧鲜花，她的眼睛骤然亮了，“来啦。”

她缓缓起身，执意要亲自打理。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仔细拣出舒展绽放的向日葵、玫瑰，剪去多余枝叶，修整成同一高度，动作慢却很稳。家人接过花枝，依着她眼神示意的方向，插入花瓶。

对花的喜爱，早已融入常沙娜的生命，如同她对敦煌艺术的执着，从未稍减。

12岁那年，她跟随父亲常书鸿来到漫天黄沙的敦煌。莫高窟里那些绝美的壁画，成为她少女时期的陪伴，也成了她守护一生的事业。

初遇敦煌

“我的名字叫沙娜，沙漠的沙，很多人以为是敦煌的缘故。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敦煌是那么遥远。”

法国里昂有一条河，叫索恩河。1931年，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的常书鸿决定，用索恩河的法语谐音为刚出生的女儿命名——“沙娜”。

1935年秋的一天，在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常书鸿无意间翻到了一套六大本的《敦煌石窟图录》，收录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敦煌莫高窟拍摄的300多幅壁画、雕塑作品照片。这些照片让他震撼，“那是让我感到陌生的东西”。常书鸿下定决心，要回国寻访敦煌。

1936年，常书鸿回国。次年，常沙娜跟随母亲登上归国的轮船。总算团聚的一家人，却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被迫逃难。

“1943年晚秋，我们从重庆搬到了敦煌。”这段经历给常沙娜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父亲兴奋的话语，牛车上冻僵的人，黑乎乎的屋子，以及千佛洞前早已冻成白花花一片的大泉河。

天高地阔，满目黄沙，无尽苍凉。在敦煌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顿饭，只有一碗大粒盐、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后来才知道，在敦煌，醋是必须吃的，因为当地的水碱性很大。

物质生活虽然困苦，但一进千佛洞，常沙娜便着了迷，“阳光照进洞口，里面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

大漠荒烟中，常沙娜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每天早起练字、学法语，然后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蹬着蜈蚣梯，去洞窟临摹壁画，晚上画速写。

正值豆蔻之年，常沙娜对临摹壁画非常着迷，“我不用大人催，看见谁上洞就跟着，看他们怎么画，我就跟着学。”太阳落山，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她常常意犹未尽，难以停笔。

1948年，常沙娜前往美国学习，课程包括素描课、美术史课、透视课、色彩课等。“我感觉并不难，特别是绘画专业课。”常沙娜回忆，她把敦煌元素加入设计中，菩萨、飞天、莲花、祥云……她想念敦煌，这些元素就到了笔下，线条活了，画面也活了。

而那些获得生命的线条与画面，一直伴随她至今。“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父亲的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传承敦煌

走进常沙娜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玄关处摆放的熟褐色大盘：白色的鸽子，搭配卷草纹，镶着金边——既是现代风格，又带有敦煌意蕴。

这就是景泰蓝和平鸽大盘（复刻版），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20世纪50年代，常沙娜在恩师林徽因的指导下，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纪念礼品。她记得，“林先生讲，可以把鸽子的意象用在藻井上。如果用和平鸽，就要有民族的元素，要与西方的和平鸽不一样。”

将敦煌元素应用于生活和现代工艺，为常沙娜开启了独特的艺术设计之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常沙娜接到任务，要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计天顶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