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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众志成城，共御外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文艺宣传的阵地，从物资保障的后方到秘密情报的战线，万千力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民族洪流。历经岁月洗礼而留存至今的抗战信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精神的传递者。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荔枝新闻推出《抗战信物·时空对话》系列报道，以“信物”为媒，邀请当代青年与抗战亲历者的后人展开对话，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探寻跨越时代的青春信念。

冲印暗房中，伴随着默念六遍“城门城门几丈高……”的童谣，一张张记录日军屠城暴行的照片在相纸上逐渐显现。邮差阿昌冒死替换下的底片，最终由走向安全区的林毓秀传递出去，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罪行不可磨灭的证据。

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的是普通人在至暗时刻下的觉醒与守望。电影之外，罗瑾和吴旋接力守护“京字第一号证据”的真实故事，正被更多年轻人看见，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晏萌就是其中之一。

吴旋女儿吴建琦（右）与青年学生晏萌

事实上，这并不是罗瑾和吴旋的故事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的故事就已见诸于各大报纸、电视中。面对因电影而对这段往事燃起兴趣的晏萌，吴旋的小女儿吴建琦回忆：“1995年罗瑾伯伯和我父亲重聚，那时候是抗战胜利50周年，现在是抗战胜利80周年，30年一代人，这段历史，我们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

“1937年，我父亲14岁，日军已经攻占南京了，在城里烧杀抢掠。当时，南京宁海路设了安全区，父亲藏身其中，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烧杀抢掠声，胆战心惊。”吴建琦说。迫于生计，1941年，时年18岁的吴连凯（后名吴旋）无奈之下，进入位于南京毗卢寺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电报技术。也是在这一年，他与那本承载着沉重历史的相册，命运般地产生了交集。

青年时期的罗瑾

集训队里汇聚了百余名十七八岁的青年，那本相册的主人，正是其中名叫罗瑾的青年。1938年，15岁的罗瑾在华东照相馆做学徒时，曾被迫为日军冲印相片。在暗房里，他目睹了相片上日寇令人发指的暴行，便冒险将部分照片多印了一份。他前后收集了30多张相片，挑选了其中的16张装订成册。五十多年后，罗瑾含泪回忆起手绘相册封面的每一个细节：左上角画有一颗心，心下方滴落五滴血；右下角绘有一把刀，刀下是一摊血；右上角斜着写了一个“耻”，这是国耻的象征；“耻”字下方的问号发出无声却振聋发聩的诘问：“为什么？！”

罗瑾一直贴身带着这本相册。进入集训队后，他将相册藏在铺盖下面。一次手榴弹风波打破了集训队的平静，内部要展开彻查。罗瑾深感将相册藏在身边不安全，夜晚如厕时，他趁着四周无人，将相册藏进了厕所墙砖的缝隙里，此后每日前去查看，可有一天相册竟然不翼而飞了。整个通讯队只有他是照相馆学徒出身，一旦查起来，自己肯定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出于安全考虑，罗瑾在第二天就离开了集训队。

青年时期的吴旋

相册并未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旋意外在厕所墙根下的草丛里发现了它，简单翻阅后，他又紧张又气愤，“这个东西今后可以作为日军侵略中国的一个罪证，我一定要把它收起来。”

一天清晨，全体队员被叫到操场上厉声训话，队中有人私藏照片，不交出来是要杀头的，当时那本相册就藏在吴旋的上衣口袋里，紧贴胸口。多年后回想起来，他仍觉心惊，如果近身搜查，自己恐怕就没命了。深夜他将相册转移至佛殿内的隐蔽处，直到从集训队毕业才取出，用报纸裹好放在了随身携带的箱子最下层，一藏就是6年，期间他从未给人看过这本相册，就连妻子也只是简单提及有这回事。

罗瑾、吴旋接力守护的日军罪证（复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