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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铭文瓦当。

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俯瞰图。

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土方。

蒋志龙在整理出土瓦片。

以上图片均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组建于2014年，主要工作是系统开展对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目标为廓清遗址范围、揭示遗址布局与功能分区、建立遗址编年体系、解读出土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推动古滇文化与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等相关工作。目前，工作队基本确定汉代益州郡城址的大致布局，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一批与古滇国、益州郡有关的官印封泥，发现大量有字简牍及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2025年4月，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编  者

滇池南岸，考古人员半弓着身子，将洛阳铲用力插入土中，深深旋转，再拔出，一截带着细密纹路的泥土芯被带出……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勘探，新暴露的土层与周围的泥土形成鲜明对比。

河泊所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近年来，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迎来重大突破，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探寻古滇国与汉代益州郡的历史提供了关键证据，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历程。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

近30年探寻，古滇聚落初现

一场大雨，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遗址被地下水漫了个透。蒋志龙打开抽水泵电闸，水位缓缓下降，经过2000多年时光沉淀的古滇聚落，便这样随着水位退去，一点点显露出真容。

“我已经找了它快3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负责人蒋志龙心里始终有着这个执念。

想要研究河泊所遗址，话题离不开石寨山。1956年，滇池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迎来重大发现——“滇王之印”出土。“总算有实物证明了司马迁写的古滇国是真的。”蒋志龙说。

1996年，蒋志龙被单位指派负责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工作。蹲在墓坑里清理那些散落的青铜残片时，他总在想：“墓葬的主人曾经生活在哪儿？”

要证明一个“古国”真实存在，发现墓葬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只有找到他们生活的痕迹，比如城池、道路遗存、村落痕迹，才能观察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古代社会。”蒋志龙说。

大观楼长联里“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描述，让蒋志龙和团队一度推测，古滇聚落或许藏在滇池南岸的山顶或山腰部位。可他们搜寻多年，却连半点聚落的痕迹都没找到。

从2014年开始，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对滇池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展开对滇池沉积物的系统采样分析，终于拨开了迷雾：石寨山遗址周边的坝区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显示出具备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循着这一关键线索，蒋志龙把目光锁定在距石寨山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滇文化”和比“滇文化”时代更早的聚落遗址。“研究发现，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滇池水面还要低3到4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蒋志龙说。

主干道与城市分区共现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双城”身份

工作初期，队员们发现遗址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堆积形态——一种是台地，另一种是淤泥，也就是水域。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更多的台地和水域被发现。台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积，但仅靠考古钻探无法确定这些台地是普通聚居点还是承载特殊功能的重要区域。

蒋志龙带领队员们开启了台地发掘工作。由于遗址紧邻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队员们必须先在探方周边挖掘降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动工。顶着烈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剥离表层泥土，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显露出它原本的模样：最窄处4米，最宽处12米，路面上保留有车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