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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金铉哲在“庆祝中韩建交30周年——品读中国”座谈会上发表演讲。受访者供图

金铉哲是韩国中文教育的核心推动者。1963年出生的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中文，之后在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取得了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金铉哲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语法教学、对外中文教学与教学策略、中韩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在延世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研究院院长、孔子学院韩方院长，同时担任韩国中文教育研究会会长、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语教育学会顾问、韩国孔子学院联席会会长等多个职务。

2024年世界中文大会上，金铉哲获颁“孔院之光”致谢铭牌。

缘起

记者：在您青少年时期刚开始接触中文的时候，韩国社会上的中文学习资源多吗？

金铉哲：在我小时候，我家周围生活着很多华侨，他们开了很多中国餐厅，我经常去吃炸酱面。我喜欢看中国香港电影和《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当然是韩文版的。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历史，还发现韩中两国的民俗文化差不多，饮食习惯也有相近之处。这些经历对我入门中文很有帮助。

但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人学习中文的热度还不是很高。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韩中建交后，一些中小学开始开设中文课、组织相关活动。在此之前，韩国只有华侨中学才有中文课程。

记者：对外国人来说，中文声调是一个难点。对此您建议中文学习者“多模仿、多说，先开口再理解”，通过“像唱歌、像小孩子学习妈妈嘴型动作一样不断模仿、大声跟着读”。请问在您个人学中文初期，模仿跟读的对象是什么？

金铉哲：1982年，我进入延世大学中文专业，正式开始学习这门语言。那时候我经常收听广播，听了很多电视剧台词、歌曲和访谈节目。且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在韩国最早设立了音乐图书室，那里的机器支持调快或调慢录音速度，是很好的练习中文听力的工具。1992年起，我开始收听CCTV4频道和香港凤凰台的电视节目，遇到听不懂的地方，我会重新播放并把那段录下来，然后问问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记者：在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作品方面，您有没有特别感兴趣的板块？

金铉哲：我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上大学经常读《红楼梦》。后来学习了《诗经》、唐诗、宋词等，更加关注中文的韵律。读了陶渊明、韩愈、李白的诗，以及鲁迅、朱自清、老舍、巴金等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对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记得学《诗经》的时候，我背诵了很多篇目，经常在校园里边走边默背《关雎》，因为我觉得它的韵律和内容都很有意思。而且我对训诂学、对唐宋时期的古文以及更早之前的《尚书》《史记》等书中的单字活用现象很感兴趣，所以硕士论文写了《尚书虚辞研究》。此外，阅读《尚书》和《战国策》也让我收获了不少感悟和智慧。

记者：在逐渐深入中文的不同阶段，您对这门语言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金铉哲：我的硕士专业是古代汉语，博士是现代汉语。通过学习和研究，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文自身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汉字这个媒介一直延续着命脉，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中文才能站稳脚跟。

我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对中文做本体研究，涉及各种语法变化，产生了很多汉字科学方面的想法。但我参与的社会活动主要集中在国际中文教育方面。这是源于我以前曾经参与制作韩中日三国共同文字和词汇集，当时触动很深，感觉国际上的外语教育意义重大。

沉潜

记者：中国知网上能够查到您辨析“去”和“走”、“就”和“才”、“过”和“了”用法的论文。中文语法为何这么吸引您？

金铉哲：研究语法，是因为我认为语言是活生生的，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充满活力地发展着，所以魅力无穷。

比如，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到了近代逐渐双音节化，更加丰富的词汇有助于更清晰地表达，实现说话目的。

再比如，2003年，应中国教育部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停留了2个月，收集并研究了各种语法破坏现象，比如广告牌和歌词等。现在在中国、韩国等地，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上也不断出现语法破坏现象。这些现象为语法研究提供了创新课题。

其实在类型学上，韩语和中文是差异很大的语言。中文虚词的各种用法和功能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特别是有些词语在两种语言中意思相近，但是用法和功能完全不同，这一点非常有趣。另外，古代汉语非常简洁，每一个字都有着丰富的意义和功能，在这方面开展研究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中式思维体系。

记者：您长期聚焦中韩文化共通性研究，能不能通俗地阐释一下文化共通性和语言传播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