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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12期“作家活动周”在北京和贵州举行。本次活动周以“中国文学新力量专场”为主题，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青年作家参加活动。本报记者邀请周宏翔、周婉京、林为攀、钱幸4位青年作家开启了一场圆桌谈，管中窥豹，观察新一代青年写作者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们有哪些体会与困惑。

“他们未曾宣之于口的，是我更感兴趣的”

问：请介绍一下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有什么新作或代表作向大家推荐？

周婉京：我最早是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做记者，2016年出版过一本《清思集》，是我工作中非虚构写作的合集。在我采访过的艺术家、收藏家当中，我最喜欢听他们讲来香港的早年生活，与他们在内地的往事，里面有浓浓的烟火气。我们闲聊时，他们讲上海话、潮州话、客家话、东北话，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闲聊，把我拉进了他们的故事。我很幸运，因为在我提笔写故事之前，先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构成了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慌张的山水》的雏形。这些在异乡漂泊的人，怎么行动、怎么反应、怎么生活？比起他们告诉我的事，他们未曾宣之于口的，是我更感兴趣的。

林为攀：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算起来有十五六年了。高三时，我因为看了一本《百年孤独》，写出了第一篇小说《作家之死》，并获得了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今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第八本书《搭萨》，这是一本小说集。同名小说在今年获得了第二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或许它能成为我目前的代表作。《搭萨》中，我首次把笔触放到客家原乡，写了一个客家“扛菩萨”的故事，它让我的写作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周宏翔：我的写作开始得比较早，起初是因为不想只写作文。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5岁，在我们当地的校园刊物上发了一篇小说。高中时，我主要以写青春小说为主，陆续发了1年多，很快就被出版社注意到，促使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几年后又辞职回归写作。我想向大家推荐的是去年在《收获》发表的长篇小说《当燃》，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是和我的家乡重庆有关的故事。

钱幸：我在中学时，把全班同学写到了小说里。同学追着我，要讨个好角色和好结局。我家里没这方面的人才，父母总觉得我痴心妄想。但我还挺争气，大学里写了两三个长篇，在《萌芽》杂志发了。作为一个爱考编的山东人，毕业后我选择了循规蹈矩的生活，写作间断了8年，但因为工作关系，我总是会看到那些脆弱的、渺小的、无助的人，就又想写了。2021年，我又开始发表作品，但不是写我自己，是写我所见过的人。推荐我即将问世的三本书吧：中短篇小说集《冷静期》，聚焦的是“人与人的差别”这个问题；中篇小说集《二十一日酉时》，聚焦的是“罪与罚”；长篇小说《何人到白云》，讲述小城市两代人暗流涌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关注的是“孤独”。

“若想感受地面的温度，必须留下脚印”

问：青年写作往往被人们寄予议题创设、审美革新、叙事突围的厚望，青年作家则被视为文学变革力量的主体。在你看来，如何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

钱幸：时代不是抽象的，看到周围怎样、周围人怎样，构成了我们时代感受的一部分，比气候还重要——它近似人文气候。作家要“在场”，还要拉开一段距离，发现一些滞后或穿透的东西。我更关心那些朴素生活着的人，更偏向于描绘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比如我写过“魏永芳”系列，作为进城务工者，她是医院的护工。就像柔软的蚌吞食砂砾却奉献出珍珠，她从生活的艰辛中捧出的是坚韧和体谅。我像一个“体验派”作家，没有很多技术，多凭借直觉。

周宏翔：对当下的记录很必要，但同时也特别困难。比如，城市文学相较于县城、乡土，很容易显得轻浮，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快速更迭，很难沉淀下某种厚实的东西，流行与过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想，解决的方案似乎还是要嵌入某些时代痕迹和公共事件的记忆，才能让轻浮稍微沉淀下来。归根结底，青年作家还是要投入生活中，去捕捉那些真实感和现场感，找到互联网无法呈现的“实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