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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迎来出版1000种这一里程碑。

42年，1000种，累计销量数千万册……作为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宏大的学术翻译工程，丛书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学术名著中精选精译，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打造参考“锚点”，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知识的力量。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深入人心。柏拉图《理想国》、卢梭《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经典之作常销常热。

近日，随着《哲学原理》《古典罗马法》《认知语言学》等“上新”，丛书千种主题展览在京揭幕，出版研讨会同步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启丛书出版新的篇章。

“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2年50种，1996年300种，2011年500种，2024年1000种……一组组数字像一个个脚印，标记着中国人汲取世界学术营养的历程。“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谈到丛书的重要意义，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这样说。

这是一套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丛书。把时间轴拉长，以学术出版扛起文明开化交流互鉴之重任，肇始于百年前风云激荡的年代。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学说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随后，汇集当时各种学术思潮的丛书陆续推出，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带来“远方的蒲公英”。

改革开放初期，学术读物需求剧增，一度出现“图书荒”。在丛书第一辑发刊词中，商务印书馆时任总编辑陈原感慨：“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时代的需要。”黑格尔《美学》、米涅《法国革命史》、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一批译著问世，为一代青年学子铺开广阔的学术与求知之路。“我们这代学者就是以这套书为铺路石，一点点确立起当代中国的学术规范。”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说。

今天，中国学界早已摆脱“图书荒”，对丛书出版的期待，从“有没有”变为“好不好、多不多”，时代召唤着学科种类更丰富、翻译质量更高、视野更开阔的学术译作。

“近年来，丛书出版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放宽，二是地区和语言范围不断扩大。”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表示。收录的时间下限，由过去约定俗成的“原著出版于1848年之前”，逐渐向后推至20世纪40年代、80年代乃至世纪末。同时，编者也将目光更多投向西方文明之外，越来越多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经典著作次第上架，从原语种直接翻译的著作日渐增加，带来原汁原味的学术食粮。

“以开放的态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啃下一本汉译名著，就像在自己的学术生涯刻下一处坐标。”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张鹏瀚说。

2017年，一名外卖小哥一边等餐、一边看《西方哲学史》的视频走红互联网；地铁公交上，不少读者手持丛书、聚精会神阅读的照片，引发社交媒体上的探讨与共鸣；书店里，在庄重震撼的丛书五色“彩虹书墙”前，向往知识的人们打卡拍照……

丛书为什么如此受欢迎？除了选题精当、译文优良、体例严谨，更在于其广泛收录不同文明的经典之作。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认为，汉译名著具有经典性和系统性两大特点，所选书目均为代表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思想和文化精粹的学术经典。

“翻译经典，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对应，更是两种思想的对话。”对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婷婷来说，丛书译者的这句话令她记忆深刻。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选本，丛书翻译始终体现着时代气息，始终展现着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看待人类的思想精华。“汉译名著是要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找到‘锚点’，服务当下和未来的读者。”李婷婷说。

这座知识的殿堂，由出版界与学术界合力筑就，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美学家朱光潜在辞世前三天，趁家人不在，艰难地向楼上书房爬去，为的是把维柯《新科学》注释部分完成。历史学家戚国淦年逾耄耋，坚持为多种书目撰写序言，他说“序言写好了，也是学术论文”。

今天，一批年富力强、充满热情的译者接过“接力棒”。长期从事学术译介的学者张卜天，以“开拓中文语言边界”的态度进行研究型翻译，经常为一个词爬梳几种语言的原著，终成“没有翻译腔”的《文明的滴定》，让“李约瑟难题”被更多学者和普通读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