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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开启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扭转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在地球上留下了壮丽的红色飘带。为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特别报道《长征路上向“新”行》，记者从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出发，循着红色足迹，倾听历史回响，探寻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实践，汇聚起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今天，记者带你走进贵州省遵义市，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召开。

这座小楼，就是现在的遵义会议会址。

1934年，“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党和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丟掉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

长征初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红军遭遇了重大挫折，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决定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从丰乐桥（现更名为“迎红桥”）进入遵义城，四面八方赶来的3000多名遵义群众，点燃鞭炮，迎接红军入城。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红军战士士气高涨。

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红军总司令部设在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二楼的东厢房被临时布置成会议室，房间正中放着一把板栗色的柏香木长桌，周围有18只木边藤心靠背椅，屋顶正中吊着一盏煤油灯，左墙上有一架挂钟。 

当时，在小楼二楼的27平方米会场里，遵义会议开了3天，直到1月17日深夜才结束。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也就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拨正了中国共产党的航向，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45年，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曾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遵义会议成功原因最有力的注解，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自我修正能力的最好诠释。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历久弥真、历久弥新。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遵义人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红色文化开花结果，成为推动遵义在新时代长征路上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林建华说，遵义会议是自主坚持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自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并因此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历史节点之一。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领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教授杨凤城认为，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特点，在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

遵义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黔生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