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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景教寺院遗址里，我们发现了色彩明丽的景教壁画残块、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叙利亚语书写的景教文献及汉文的佛经和道经等多种语言文字的纸质文书。它的丰富程度，超乎预料。”近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在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上，向前来参加“景教研究新进展”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们，介绍三年多来的考古发现和收获。

景教，也被称为早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它具体传入新疆的时间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吐鲁番发现的景教文献可以看出，至少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景教就已经在新疆地区出现。虽然在新疆发现的景教遗址数量远不及佛教遗址多，但考古人员从景教遗址中发现的文物类别之多、价值之重，都是国内外少见的。它们见证了历史上东西方文明在新疆的交汇，见证了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

景教随丝绸之路行商活动传播 

早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传入中原地区后，被官方称为景教，“景”意为“光明”。在陕西省周至县发现、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记录了景教传入长安等地的过程：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秦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抵达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出城迎接，并批准在长安义宁坊建景教寺院。此后因受朝廷重视，景教寺院相继在各地建起，据史料记载，一度形成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景教寺院也被称作大秦寺。

新疆目前已经发现的景教遗址，除了吐鲁番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高昌故城东郊景教寺院遗址，还有位于奇台的唐朝墩古城遗址内的景教寺院遗址。此外，自20世纪初开始，还相继在新疆各地发现了一些景教文物，如和田收集到的青铜十字架形态器物、霍城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发现的一批元代景教石刻、北庭故城出土的青铜十字架等。

“除了吐鲁番，新疆其他地方的景教遗存较为零散，但可以看出在逐渐消亡之前，天山南北都有它的印迹。景教顺着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传播，在一些人口聚集、商贸繁盛的城市中建立寺院和传教场所。”刘文锁说，景教的传播和丝路的商贸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极活跃的商旅队伍——粟特商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是在波斯一带经商时信奉了景教，并在行商过程中将景教带入了新疆。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在今天的和田、若羌、焉耆、吐鲁番等地都发现了粟特人曾经生活的踪迹，他们曾在丝路沿线一些重要地点聚居。公元9世纪至14世纪，因为被回鹘等民族所信奉，景教在新疆地区获得较大发展。 

“景教在新疆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本地已有宗教和谐并存、交流互动。”刘文锁说，根据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粟特语等景教文书的研究，当时的景教信奉者和摩尼教信奉者会在思想观点有不同时，展开正常讨论。

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可能是布封面的书册，里面有汉文《佛说佛名经》和叙利亚语景教仪礼文献。另外，还发现了同一纸张上分别书写汉文佛经、道经及景教文献的情况，而这座景教遗址的旁边也分布着佛寺遗址。 

在奇台的唐朝墩古城遗址里，也有这种多宗教、多语种共存的现象——既有佛教寺院，也有景教寺院，墙面上既有汉文题记，也有回鹘语、叙利亚语题记。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地点，高昌故城曾有“佛寺林立、僧侣聚集”的景象，佛教一度是这里的主流宗教，但在城郊则分布着一座同时期的景教寺院，内城还有两座摩尼教寺院，由此可见当时新疆地区宗教格局的开放和包容。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民间治病的医方

目前在新疆已发现的景教文书、石刻，主要由叙利亚语、粟特语、回鹘语、汉语书写，也有一些用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写。

对吐鲁番出土景教文书的释读，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林丽娟一次次感受到破解古老文字的艰难和趣味。

“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仪礼文书。叙利亚语是景教从事宗教活动时的主要语言，但在景教传播过程中，丝路经商的粟特人、生活在新疆的回鹘人及其他民族，也会把叙利亚语文本和术语翻译成自己使用的语言文字来记录。”林丽娟说，因此形成了景教有多种语言文字文书的状况。

除仪礼之外，文书中还有宗教故事、赞美诗、信函、哲学文献、医方、护身占卜文等，让林丽娟最惊喜的是哲学文献和医方。 上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中，盗掘、掠走一大批珍贵的景教文书，其中包含7件叙利亚语文书残片，但因破损较重，其内容没有被释读，一直保存在柏林。2021年，林丽娟通过对多件残片的缀合、释读，发现其中包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写的《范畴篇》第十章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