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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刀锋，却能杀人。

最近的悲剧新闻大家都知道：武汉一名6岁小学生在校被撞身亡，之后其母杨女士不胜网络暴力之扰，纵身一跳，离开了人间。

没想到仍有人“按键伤人”，向着孩子父亲发出诛心之论：“是老公把她推下去的吧？”“260万到手，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

面对如此网络暴力，确需拿起法律的武器。

（图源：网络）

一

网络暴力，顾名思义，是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暴力行为。2022年11月，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网络暴力针对个人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违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网络秩序。”

网暴虽表现为一种语言“软暴力”，却同样可以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财产权，对人造成极大精神伤害。从世纪之初“小小马哥”“高跟鞋虐猫”“铜须门”等事件中的人肉搜索，到2021年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中敌对势力的造谣煽动，再到部分网民对江歌妈妈“骗取流量”的污蔑诽谤……天下苦网络暴力久矣。

从立法角度看，中国《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综合立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专门立法，最高法、最高检关于诽谤、侵犯个人信息和侵害人身权益等的司法解释，都对治理网暴作了相关规定。

从司法层面看，治理网暴今年首次写入“两高”报告。最高法工作报告专门提到，去年审理了侵害“两弹一星”功勋于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名誉案，让人格尊严免遭网络暴力侵害；最高检工作报告也提到，去年“坚决惩治网暴‘按键伤人’，从严追诉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4万人。”

能够看出，实施网暴者不仅无耻、无知地将矛头对准国家功勋人物，还呈现出“大规模侵权行为”的群体性特征。为何法律有规定、司法有追惩，网络暴力依然屡禁不止，甚至屡屡造成令人扼腕的悲剧？

二

对此，国家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局长李长喜表示，现有法律法规仍存在针对性不强、衔接不畅、效力不高等问题，制度实施效果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与代表社会法益的意识形态范畴的侮辱言论案件，或诽谤、侮辱国家执法机关人员的言论案件相比，在干预涉及纯粹私人法益的网络暴力方面，目前法律展现的力度有限。

这一点，从警察权介入的主动性，和检察机关公诉频率就能看出差距。比如“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虽然最终法院宣判网暴者入狱，但在办理该案之初，警方手段仍限于批评教育、双方和解，造谣者只愿口头道歉，不愿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甚至称受害人“狮子大开口”。可以说，由于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淡薄，惩治网暴的防线从一开始就失守了。

最近武汉这位母亲则没那么幸运。对他们而言，精准查找、定位加害者并非易事。网络无远弗届，加害者可能遍及全国甚至身居海外，若没有相应机构和机制及时介入，想仅凭个人力量收集、存储、读取海量证据，相当困难。

还有一个难点：网络暴力一旦构成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犯罪，就不归公安机关管辖，需要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到这一步，“取证难”的受害人又将面临“证明难”的境地。如武汉坠亡母亲一样，从刑法证据链条证明网暴与母亲自杀的因果关系，殊为不易。即便能证明存在确定因果链，由于网暴主体众多，责任分散，很容易陷入“法不责众”、不了了之的境地。

（图源：视觉中国）

三

还有许多网友在讨论平台的责任。在网暴事件中，平台该做些什么？

《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指出，平台要通过内容识别预警等措施，建立健全网暴预警预防机制，如设置一键防护功能等，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同时，要分类处置网暴相关账号，依法从严处置处罚网络暴力。

从这些措施看，即便是永久禁言某些账号，仍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加害者也许换个马甲，就能继续信口雌黄。

应该说，这是事后监管必然导致的问题。目前，我国法律要求网络平台采取“通知—删除”规则履行监管义务，只有发现侵权信息后，平台才能采取措施，防止传播行为扩大；只有明知或应知网暴行为发生、不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暴力行为发生，或暴力后果扩大时，平台才会承担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