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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庚奇在家中查阅书籍。
　　本报记者 施 芳摄

1987年赵庚奇在授课。
　　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赵庚奇，1932年生，河北抚宁人。曾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方志办常务副主任、《北京志》常务副主编，担任《北京志》分志和区县志的编纂业务指导，主编《北京志·人物志》等，审读《北京志》分志和区县志179部，审读《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11卷，主持编纂和审读各类年鉴78部，著有《赵庚奇志鉴论稿》《北京志苑三十五年》，获得“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293册志书层层叠叠摆放出“京”字图案、不同年份的《北京年鉴》组成一条蜿蜒向前的长河、蓝色穹顶上绘制的析木次星图与地面的析津府辖域图交相辉映……北京市方志馆前段时间推出的“方志北京”“年鉴北京”“志说‘一城三带’”展览，吸引诸多观众驻足观看。

人群中，一位衣着朴素、身形瘦削的老人看得格外仔细：“展览为大家了解北京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叫赵庚奇，他的后半生与志鉴紧紧联系在一起：指导编纂《北京志》，主持编纂《北京年鉴》，创办中国方志学系，从事志鉴理论研究……

“只有深入一线，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回顾过往，赵庚奇的人生轨迹一次次发生转折……

1951年4月，赵庚奇高中毕业，正准备考大学。这时候北京市委组织部调他和另外一个同学进入北京市委党校，系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中共党史。

“新中国成立不久，北京市区两级党务干部不足。”赵庚奇回忆，组织部一共调了近百人来党校学习，大多数分到了北京市委和各区委工作。

1952年10月，赵庚奇到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业组工作。不久，他就和同事一起到石钢（今首钢前身）调研。经过8个月的深入调查，赵庚奇独立撰写了3篇调研报告，还与同事合作完成4篇调研报告，深受好评。此后，他又围绕私营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主题开展调研，最终调研小组一共报送了10多份报告。“只有深入一线，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赵庚奇深有感触，在政研室的经历，对他之后几十年的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6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才匮乏，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赵庚奇萌生了上大学的愿望。不料，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处负责人找他谈话：“中央决定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组建一支专家队伍，你去党校学习吧！”

当年9月，24岁的赵庚奇进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学习。在505名学员中，他年龄偏小。一年多时间里，他陆续听了张如心、刘大年等著名学者开设的专题课，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查阅各种资料……这段学习经历激发了他对近代史、党史的浓厚兴趣。

此后的20多年中，赵庚奇当过农民、记者和兽医。直到1979年，年近五旬的赵庚奇被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现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国时期北京史和当代北京的研究。

“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赵庚奇怀着满腔热情，立即投入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10年间推出《民国时期的北京》《晚清和民国时期历史事件》《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等多部著作。其间，有更好的单位要调赵庚奇去工作，他都不加思索地谢绝，“我只想多读一点书，安心搞历史研究。”

“我只有狠下功夫学习研究，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几千年来，各地的志书绵延不断，为我们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省区市开始新一轮修志。

1983年7月，全国城市志工作座谈会在太原召开。围绕方志理论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夜晚，各个房间灯火通明，大家的讨论仍在继续，“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大课堂。”赵庚奇感慨，从此，他和地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全国从事修志工作的专职、兼职人员达数十万人，大家迫切要求学习方志学理论和业务知识。1987年，赵庚奇在北京社会函授大学创办中国方志学系并担任主任。他组织专家编写了6本教材，即“燕山史志丛书”，重印老方志学家朱士嘉和傅振伦的两本专著，加之购买的两本书籍，一共10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