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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于都河畔秋风萧瑟。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此，踏上长征。没有人知道前路几许、归期几何。那些穿越烽火的家书，是信仰的回响，是亲人间最真挚的牵绊。

“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写下这句话的人叫李骏，红三军团指挥员。部队集结于都时，他的家就在渡口附近的塘头村，师长特意批假让他回去告别，他谢绝了：部队即刻开拔，指挥岗位不能离人。

就着一盏马灯的微光，他给妻子钟华英写下家书：“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

寥寥数语，盛着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压在纸背的愧疚，和一个革命者不肯回头的决绝。

三个月后，长征途中的青杠坡战斗打响，李骏率突击营杀向敌阵，中弹牺牲。那封短信，成了绝笔。

家书里，有以身许国的忠诚本色。

周吉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同年秋不幸牺牲于川西长征途中。

他曾在家书中写道：“希望你们相信，我有我的伟大的事业”“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现在总是不能回家，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寄来，有书信往还，反转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

家书里，有热血青年的思乡之情。

“你双亲大人不要挂念我，能要保重你自己身体，对于家中一切事务要你双亲大人调理”“我在前方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保障分田胜利”“我又开转于都县，希你接信后马上回音前来”……

这是肖瑞廷写给父母的家书。他所在的红五军团34师，被称作长征途中的“绝命后卫师”。为了保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湘江一战，六千多名将士几乎尽数牺牲。

家书里，有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

“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这是1935年3月刘伯坚英勇就义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可惜的是，他的妻子王叔振已牺牲于闽西游击区，没能看到这封动人心魄的信。

家书里，有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在那白色恐怖的恶劣动荡年头，为了抢救我这个红军战士，您们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三餐茶饭，敷洗伤口，无所不周，胜似骨肉血亲，真是我再生的父母。”

在长征途中，福建籍红军战士黄万先身负重伤掉队。当地村民张先安、张志贤父子发现了他，并不顾生命危险将其救下。

死里逃生的黄万先，一生都记挂着救命恩人。1965年，黄万先和张家取得了联系。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给张家人寄了十封书信，字字皆是肺腑感恩。寄信时他会附上邮票，方便老乡回信时无需再自己购买。临终的时候，还要把他毕生存下的150块钱寄给张家亲人。

家书里，有跃然纸上的浩然正气。

1937年4月10日，身在延安的高捷成致信宗叔，回望离别家乡六年的艰难：“在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

他始终牢记当年欠下银庄的债务，在家书中郑重承诺：“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将个人信义与民族大义融为一体，这是革命者的责任与担当。

家书里，有鼓舞人心的必胜信念。

红军战士熊启文于1935年3月给父母以及幺叔写信报平安。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讨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

信仰最动人的样子，是一个战士在最艰难的时刻，始终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与胜利的一边。

纸短情长，映照着民族危亡之际无数鲜活个体的人生境遇、使命抉择，让人无法不为那些衷肠倾诉而动容，无法不被伟大精神所感染。

当于都河水不再呜咽，焦土重新覆上新绿，山风里是炊烟……亲爱的战士们，此去杳杳，我们见字如面。（记者 董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