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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0月20日电 题：“外眼”看长征，看到了什么？

——专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青年学者冯潇然

记者 国璇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属于中国的历史，也吸引着一代代外国学者了解、研究甚至重走长征路，不断从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

近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青年学者冯潇然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关注领域有所不同，但外国学者普遍对长征作出高度评价，视其为乐观、坚韧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并认为长征对当今世界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9月3日，“跨越山海的历史回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际友人沙龙”在北京举行。中新社记者 杨郁然 摄

“长征是现代中国的建国传奇”

冯潇然介绍，在长征故事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首先离不开一批外国记录者和讲述者，他们或从自身经历出发，或从亲身访谈入手，对红军长征过程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记录，包括1936年传教士薄复礼所著的《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和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学者费正清所著的《美国与中国》也提及长征。

随着国际社会对长征的了解深入和相关资料的不断丰富，国际学界特别是欧美学界关于长征的学术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一系列专著问世，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日本学者冈本隆三的《中国革命长征史》和美国学者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等。

冯潇然说，海外的长征研究专著主要分为纪实类和学术专题类。1984年，美国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夏洛特亲身重走长征路，历时74天，途经七八个省份，行程1万余里，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通过考察长征路上的复杂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与亲历者们交谈，索尔兹伯里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该书揭示了长征的艰难困苦和伟大意义，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实类专著之一。

美籍华裔学者杨炳章于1990年出版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是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专著，代表了西方学界有关长征主题研究的水平。作者澄清了若干史实疑难问题，同时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和组织体系演变。

“外国研究者早期的纪实作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对红军的误解和污蔑，迅速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长征传播向世界。”冯潇然说，随着长征研究的专题化推进，外国研究者在被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壮举和精神所震撼、感染的同时，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从事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光明未来，大大增进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从事事业的理解和认同。

“有学者总结，每个国家都有其建国传奇，对现代中国而言，这便是长征。”冯潇然说。

8月24日，记者走进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图为参观者在红军长征纪念馆参观。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摄

“长征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在史诗视角、政治转型视角和大历史观视角等宏大视角之外，国外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长征中的普通人，特别是长征中的女性命运。

美国学者杨·海伦费时16年完成的著作《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通过记录和梳理22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中国妇女在长征中的独特经历。研究跳出了把女战士符号化的英雄叙事，还原了女红军的个体生命体验，常被美国的一些大中学校用作相关主题的教学参考书。

“当前，重温长征精神对于世界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冯潇然认为，尽管立场和视角多样，但外国研究者对长征的积极评价高度一致，认为长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长征及其精神遗产为塑造今日的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近年来，新的长征纪实类作品不断问世，它们更多以历史映照现实。德国作家福尔克·黑林与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在2023年至2024年间沿着中央红军的足迹，以骑行的方式重走长征路，将所见所闻汇入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他们眼中，长征精神是在绝境中坚守信念、在岔路口找准方向、在困局中扎根民众。在了解异国历史的过程中，他们也在为面临竞争力下降、能源市场波动等挑战的欧洲寻找破解困局、走向未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