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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40多年前那次“重走长征路”，张援远的记忆依然清晰。

1984年，33岁的张援远还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一名三等秘书。那一年，他受命担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首席翻译。彼时的索尔兹伯里已经76岁，装着心脏起搏器，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却执意要沿着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线，完成自己惦念了40多年的长征之行。1985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出版。

张援远没有想到，这项他此前不太了解的“外事翻译任务”，会成为他外交生涯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到了这个岁数了，一说到长征，我还是心潮澎湃。”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驻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说，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对他个人成长和外交职业生涯的影响，“是没有什么能够超越的”。

“昨天是索尔兹伯里逝世33周年的忌日。”7月6日上午，接受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采访的张援远对这位结下深厚友谊的老朋友非常怀念。

7月6日，张援远在北京接受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采访。

一个“活儿”，成为一生难忘的经历

1984年3月，张援远开始接触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项目。此前，他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近两年，主要承担外国领导人访华的会谈、会见翻译任务，很少接待记者和作家。不过，由于他曾在驻外使领馆工作4年，外事经验相对灵活，又曾接待过美国作家白修德，领导认为他适合承担这项任务。

这次采访一部分在北京，一部分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在北京主要采访老一辈领导人、老红军、党史军史专家；去外地则是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实地寻访。从4月2日离京开始，采访团整整经历74天。回到北京后，又采访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前后算下来，索尔兹伯里在中国停留了100多天。

“我们管这种翻译任务叫做‘活儿’。”对张援远来说，这是一个高强度的“活儿”，也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这次任务中，他被迫迅速补课，学习党史、军史、人物关系、地名沿革和长征中的重大事件。那些采访对象本身，就是一部部活的历史。杨成武、萧华等老同志，以及大量党史军史专家，都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重要足迹。年轻的张援远坐在他们与索尔兹伯里之间，不仅要听懂、译准，更要尽可能理解话语背后的历史逻辑。

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张援远并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后来朝夕相处，他才发现，这位老人每天要吃大量药物，身体随时可能出问题。但最先给张援远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病弱，而是他的专业气质。

“他给人的印象是个非常严肃的专业人士，他的眼睛非常厉害。”张援远说，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时，就对他的知识储备和想法感到惊讶：这个人脑子里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

索尔兹伯里对中国怀有长久兴趣，对长征更有近乎执拗的向往。他早年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在二战时期与斯诺相识。斯诺曾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长征这一史诗般远征的全貌。索尔兹伯里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认为这件事“该由我来做”。

只是，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他的愿望迟迟无法实现。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索尔兹伯里才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采访长征的想法未能实现。直到1983年，他接到中国方面电话，问他是否仍然对长征感兴趣。

“他说，如果不去，我这辈子就算白过了。”张援远回忆。这一次，索尔兹伯里不再只是远远眺望中国革命的历史，而是要走进它发生的现场。

索尔兹伯里（左四）一行在采访途中（资料图翻拍）。

从试探到互信

陪同索尔兹伯里并不轻松。

张援远坦言，最初双方并非天然互信。索尔兹伯里清楚，张援远是中国外交部派出的翻译。他最担心的是，如果采访中听到了有价值的素材，翻译会不会出于立场问题或其他顾虑而“隐藏掉”？因此，他特意请来美国“中国通”谢伟思同行。

谢伟思出生在中国，早年曾去延安，与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他中文好，熟悉中国国情，也肩负着索尔兹伯给他的特殊任务：观察张援远是否能够胜任，是否值得信任。

“他是受索尔兹伯里之托，考察我、考验我，最后说服索尔兹伯里认可我的人。”张援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