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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GDP同比增长4.7%，新动能增势强劲，“新三样”出口两位数增长。然而，伴随中国产业崛起，西方再度炒作“中国冲击2.0”，将正常市场竞争曲解为系统性威胁。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北京周报》独家撰文指出，中国的产业升级并非“威胁”，而是推动全球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动力。他认为，跳出零和叙事陷阱，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开放代替壁垒，才能让中国产业升级的红利惠及全球民众。

图为5月29日在南通洋吕铁路物流基地拍摄的等待装船的新能源汽车。（新华社）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动汽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西方部分舆论再次抛出新版“中国威胁论”，将其定义为“中国冲击2.0”。这种论调将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描述为对西方传统优势产业的系统性威胁，甚至将正常的市场竞争上升到产业安全、规则秩序的层面。

如果跳出非此即彼的零和叙事，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企业在高端制造、绿色技术、数字智能领域的市场拓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正常竞争行为；而这种竞争最终通过成本优化和需求扩容两大渠道，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广泛且深远的正向收益。

产业升级：迈向中高收入的必然

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按照全球通用的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中国目前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曾经支撑大规模出口的传统比较优势已经发生显著转换：过去长期存在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逐步弱化，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和福利体系持续完善，简单依靠人力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环保成本的刚性上升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产业政策，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加速出清，工业企业的环境合规投入持续增加，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低成本的发展模式早已不可持续；同时，随着国内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能源、矿产等原材料的低成本时代也已成为历史，要素价格逐步向全球合理水平接轨。

传统要素优势的消退，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反而构成了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陷入增长停滞，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而新优势的核心只能是科技创新。中国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路径清晰且务实，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移动，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突破技术瓶颈，在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智能系统等领域建立自主能力，稳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全链条的成本优化，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应用场景优势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保证产品性能持续提升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先进技术的落地门槛。

这种产业升级的过程，完全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回顾全球经济史，每一个成功跨越中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都经历过类似的产业跃迁过程：部分老牌工业化国家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重化工业，部分后发经济体从低端加工贸易转向高端制造，部分地区从轻工代工升级到电子信息产业。中国的产业升级，本质上是后发经济体通过技术追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正常路径，既没有脱离全球产业演化的基本逻辑，也没有采取任何违背国际经贸规则的特殊手段，将其刻意包装成“针对西方的冲击”，本身就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正常竞争：激活产业进步的动力

随着中国产业价值链的持续提升，中国企业开始进入电动汽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此前由少数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市场领域，与这些行业的现有国际厂商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确实会给部分传统优势企业带来经营压力，甚至推动部分区域的产业结构出现调整，但这恰恰是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体现——竞争本身就是保障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没有产业的持续进步。

过去几十年，全球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历程早已印证了竞争的价值。上世纪中后期，部分后发国家车企以高可靠性、低油耗的经济型汽车进入成熟市场，给当时的传统汽车巨头带来了巨大竞争压力，但这种压力最终倒逼主流车企加速技术迭代，推出了更节能、更安全的新产品，整个全球汽车产业的平均能耗持续下降，消费者最终享受到了技术进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