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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内，中外嘉宾学者齐聚一堂，一场跨越国界的国际商事法治对话就此展开。

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五届研讨会暨专家委员续聘活动在上海举行，这是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以来参会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研讨会以“法治共融·协同创新·智链全球”为主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及国际组织、国际仲裁机构、国际调解机构负责人等200余人线上线下深入研讨，在观点碰撞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

解纷提效：护航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是各国经济命脉所系、共同利益所在。研讨围绕“提升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效能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议题正式开启。

六位中外专家委员分享了各法域的商事争议解决实践经验与制度探索，就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见解。

2021年至2025年，中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12.8万件，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表示，中国法院坚持以高质量涉外司法服务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通畅，为全球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国际法官、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欧颂律认为商事争议解决效能的提升依赖于法庭的专业化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线路、供应链以及现代数字基础设施，专业化司法能力变得愈发关键”。

就如何推动商事争议高效化解，不同学者给出了各自的观点与建议：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建议，应通过完善国际商事法庭专业化审判机制、优化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等方式护航国际经贸合作；黎巴嫩大学教授、国际商会前副主席奈拉·科迈尔-欧贝德认为，效率必须在争端产生之前就得到关注，从而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发生；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前校长，联合国和平大学教授刘晓红则建议，构建全周期的争议解决链条，进一步打造“一站式”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立足AI时代特征，浙江大学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香港）院长王贵国提出，要加强诉讼、仲裁、调解和执行之间的衔接，使当事人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有效救济。

商事仲裁：现代化发展与《纽约公约》适用

《纽约公约》作为国际商事仲裁领域适用范围最广的公约，数以万计的仲裁裁决依据该公约得到承认和执行。

在“国际商事仲裁现代化发展与《纽约公约》的适用”议题环节，各位专家委员聚焦《纽约公约》，在观点交流中为国际商事仲裁发展提供了多元视角。

国际商事法院常设论坛日常负责法官、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事法庭法官罗宾·诺尔斯建议，推动仲裁程序现代化发展，各国合作的重点应聚集于纠纷解决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第二国际商事法庭负责人、国际商事法庭法官沈红雨介绍，近四十年来，中国法院始终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严格履行《纽约公约》义务，秉持“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司法立场，确保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办理质效。

谈及仲裁管辖权问题，尼日利亚高级律师、独立仲裁员奥卢芬克·艾德科娅探讨了管辖权自裁原则下仲裁庭与法院对管辖决定权的协调问题，建议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名誉主席、亚太区域仲裁组织前主席杨良宜结合生动案例，剖析了制裁机制对仲裁裁决执行的影响，呼吁各方加强合作，保障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

文莱仲裁协会主席、泰国仲裁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王宇清谈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现代商事仲裁的影响，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辅助仲裁程序，但人类责任、监督与验证至关重要，决策不得委托AI作出。”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副主任马屹分享了一组数据：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从1988年开始处理涉外仲裁案件，至今已经作出6万余份裁决，在60多个法域得到承认执行。中国仲裁裁决正在成为《纽约公约》保持活力的新动能。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探讨了外国单边制裁对适用《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影响，最后就可仲裁性与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边界提出了观点和看法。

《纽约公约》正在经历何种演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诉解决、评估负责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办事处前首席代表哈米德·谢里夫认为，ESG争议、人工智能辅助程序、更深层次的数字化将以新的方式考验《纽约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