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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明（右）和同事在拼对陶片。
　　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郭明，1978年生，辽宁省北镇市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发表红山文化相关研究论文20余篇，出版《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等专著。

　　牛河梁，因牤牛河源出山梁东麓得名。这里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掘出“红山女神”人头塑像等文物，成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址。这些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长期驻扎在牛河梁遗址，她和同事们过着近乎“两点一线”的生活——晨光熹微之时上山，从考古工作站来到发掘现场，日落时分返回工作站，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用辛勤的探索，一点点追寻那些古老的历史记忆。

　　“到牛河梁遗址实地踏查，为研究陶器打开了更大空间”

　　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坐落在山坳中，紧贴山梁。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田野考古工作者建起了一栋三合院，一砖一瓦皆取自当地。发掘前期，成果异彩纷呈，除了“红山女神”人头塑像和祭祀建筑群，玉环、陶器、彩陶片、泥塑残件等器物也密集出土。在三合院正前方，有一间小房子，挂着“标本展示馆”的牌子，可以说是牛河梁遗址博物馆最早的雏形。

　　2008年春天，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的郭明和一些考古人员一起来到牛河梁遗址。出发地沈阳春暖花开，郭明穿着裙子就上了火车。“到了工作站后，没想到山风非常大，再看同行的老先生们，厚外套、围巾一样不缺。”郭明回忆。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牛河梁，但她对这片遗址并不陌生。自2003年加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从事了10年文物保管工作。其间，她撰写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是辽宁的筒形器。这项研究一直延续至今。

　　牛河梁遗址曾发掘出大量上无盖、下无底的陶筒形器，在学界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中，它是一大谜团，从筒形器的功能来说，就有乐器、器物底座、祭祀礼仪用具等推测。

　　郭明从一开始就更关注这些陶筒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性。“从考古角度来看，陶器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的不好保存。和玉器、金属相比，陶器容易破损，需要不断生产制作新的，这种极强的更新性，让它更能反映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郭明说，“到牛河梁遗址实地踏查，为研究陶器打开了更大空间。”

　　“老先生们在松林里发现玉制筒形器，由此找到5000年前的祭祀建筑群”

　　其实，在郭明研究筒形器期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正处于沉寂期。自2003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考古发掘完成后，10余年来，遗址并未启动新的发掘，而是在对之前的发掘成果进行梳理、研究。

　　2011年，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统筹整理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即将完成。郭明作为兼具史前考古和文物保管知识的研究人员，参与了相关工作。

　　“发掘报告出版前，我们和出版社对接细节，给一些器物补拍照片。从这些资料里，能看到早年考古的不易。当时，牛河梁遗址上有不少松树，老先生们在松林里发现玉制筒形器，由此找到5000年前的祭祀建筑群。”郭明说。

　　2017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重新启动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对象是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郭明也从其他遗址调至牛河梁，参与发掘工作。“得益于之前参与过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我对牛河梁遗址的考古资料更为熟悉。前辈们的考古成果和前瞻性想法，让人很受启发。”郭明说。

　　考古工作站也来了一批新人。走进三合院，在大家的布置下，遗址发掘研究联合工作室显得很有生活气息，除了桌上资料、电脑、仪器堆得满满当当，十几盆多肉植物长势颇佳，十分显眼。这与郭明在沈阳的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长期驻扎在站里，家里的多肉植物都没养活。

　　发掘工作也取得了新进展。在2号建筑址地处遗址中心海拔最高的山梁上，1986年，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曾确认，这里有3座山台式建筑；2017年发掘重启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现，这里有9座台基，台基上残存的垫土厚度达4.6米。郭明说：“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规模、组织和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