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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精准的描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与持续不断演变的人类历史相比，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依据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性质，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与三个时段相对应的分别为结构、局势和事件。沿着布罗代尔的分析逻辑，结构指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十分缓慢、但往往对历史起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等；在“结构”这一长达四五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历史几乎是注定的。局势大体指在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内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变化。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事变，如革命、条约和地震等，这些事件如同闪光的尘埃般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起微小的作用。结构、局势和事件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的，比如革命“事件”就可能改变结构的“社会组织”，技术进步既可能对结构施加影响又可能孕育新的事件。用布罗代尔的框架看待今天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景象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长中短三时段的变化叠加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较为贴切地诠释了人类正经历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原本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气候和环境因素，在今天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和整个生态平衡的重大且紧迫的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报告，为全世界拉响了气候红色警报：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残酷经历成为未来30年新气候常态。换句话说，人类未来几十年恐怕无法再说“这是几十年或上百年一遇”的灾害。令人担忧的是，这一预言在2022年可以说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在9月召开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发言绝非危言耸听：“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火正变得越来越糟，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同月，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和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倡导者联合发布《2022年突破性议程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大背景下，零排放过渡可能推迟数十年。即使各国马上大幅减排，全球总升温也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摄氏度。在11月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古特雷斯的致辞更是振聋发聩，即“人类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要么是‘气候团结协定’，要么是‘集体自杀协定’”。

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还对动物造成重大伤害。2022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其《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中给出了触目惊心的数据：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69%，其中淡水物种数量减少83%。极端气候凸显两个根本性事实：一是淡水供应遭破坏正日益给人类社会特别是贫穷社会造成压力，给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深远影响；二是极端状况的水缺乏、水泛滥、水污染的综合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并让很多决策者一筹莫展。更意味深长的是，所有上述灾难都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人类必须痛定思痛立即行动。在COP27上各国就创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协议可以被视为人类努力回应气候治理赤字的一个积极举措。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也强调要敦促各方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些均显示出人类正行进在深刻反思、确定发展方向和努力做出正确选择的道路上。尽管少数人对全球变暖心存疑虑，毕竟50多年前学术界的共识还是全球变冷，尽管目前人类所做的一切对抑制不断扩大的治理赤字而言还远远不够，但今天人类就气候变化所达成共识的广泛性和强度，势必对未来全球产业特别是能源结构乃至国际经贸投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显现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特征。半个多世纪前出现的互联网，可以被视为技术变迁对人类生活施加深重影响的典型事例。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直接后果，在于极大地降低了通信成本、拓展了传播容量、加快了传播速度，进而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以及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渐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之中。鉴于人们往往更想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息，以致来自“好友”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发端于2018年11月、至今仍未消解的法国“黄马甲”运动，主因并非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而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相互误解。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变革所导致的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后果，也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传播的一个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