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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年租房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全国各地在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中，也都将解决青年租房问题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当前，租赁正成为新一轮住房改革关注的焦点。同时，青年已被界定为住房困难群体之一。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2022年12月，在第十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上，长期研究住房保障领域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聂晨带来了有关青年租赁住房的最新研究。现阶段青年租房难题有哪些？又该如何破解？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专访了聂晨。

从2007年起，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聂晨就开始从事国际住房比较和青年住房研究。2014年回国之后，他持续关注中国青年买房和租房问题。

2021年，聂晨承接了团中央重点课题《多元供给视角下大城市青年租房现状调查及可行性对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形式对北京地区青年租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租赁供给结构仍处失衡状态

想要解决青年租房难题，关键在于租赁供给是否充足。

通过调查，聂晨发现，总体上看，青年租赁住房的多元供给趋势已经初步形成。

“青年群体，除了面对传统个体房东外，还有长租公寓、政府或企业筹集的公租房、宿舍床位以及城中村自建房和集租房等多种租赁选择。”聂晨说，其中长租公寓发展迅速，占比已经超过20%，公共租赁住房(主要指青年向政府直接申请的公租房，以及单位和政府合作后，青年从工作单位获得的公租房——记者注)占比已经接近15%。

尽管如此，青年住房租赁供给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调查显示，私房出租依然占比近50%，加上长租公寓占比21.13%，“这意味着有超过70%的青年群体主要靠市场渠道租到房子。”

“虽然公共力量和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租赁住房的多元化供给，但对旧有租赁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发展速度快，且具有机构化、规模化、资本化特点的长租公寓。”聂晨告诉记者，这样的供给结构给解决青年租房问题也带来新的挑战。

他说，长租公寓规模更大、运行更为复杂、资金更具风险性，这对政府调控与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同时，面对掌握更多房源、议价能力更强的长租公寓机构，青年更容易处于弱势地位。

“不是说愿意去市场上租房，是没得选。”一位26岁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已婚男士向聂晨解释，首先是买不起房，“起码现在买不起”，其次对于公租房，“政府(组织)的没资格申请，自己企业没有相关资源，集租房更是没听说过。”

“部分青年‘夹心层’现象明显，因此只能把市场渠道作为次优选择。”聂晨告诉记者。

租赁住房被视为在当前阶段，能较快且以较低成本满足大城市青年群体基本住房需求的重要手段，但现实状况距青年理想、稳定、长期的租房目标仍有很长距离。

虽然青年群体对所租住住房总体满意度较高，但在聂晨的调查中，有超过60%的青年群体认为租金负担较重。其中，居住在私人租赁商品房和长租公寓中的青年认为租金负担重的比例分别高达75.54%和66.67%。

聂晨分析，由租赁供给结构失衡导致的部分房源价格涨幅大，房型不合理，房源本身质量、租期、所在区位、周边配套等不理想都加剧了优质房源价格高、青年租房负担重的现实。

据了解，根据欧洲标准，当家庭支付住房相关开支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以上时，则被界定为衡量住房贫困标准之一的“住房负担过重(overburden)”，住房负担已严重威胁家庭日常生活和个体发展。调查发现，由于当下不少青年都采用季付甚至半年付的方式支付房租，导致有超过15%的租赁青年“住房负担过重”。

“租得起”与“租得到”

在聂晨看来，为达到青年租房理想状态，需要逐步解决各种现实需求，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让青年“租得起”“租得到”。

聂晨认为，满足青年租房的这两方面基础需要，可以从降低租金和增加支付能力两方面入手。

在降低租金方面，要继续增加公共部门的租住房供给，与市场渠道形成有效竞争，同时鼓励政府直接供给符合青年需要的数量多、户型小、租金低、租期灵活的房源。

“当前不少城市都推出了青年驿站，外地青年能在这里短期过渡，这不仅缓解了青年租房焦虑，还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稳定租房市场。”聂晨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