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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马海德（右）及夫人苏菲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左）在延安窑洞前合影。周幼马供图

郑律成与少年儿童在一起。郑小提供图

《八路军进行曲》（后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曲谱原创稿。郑小提供图

2020年9月26日，观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参观“新中国最美奋斗者——马海德与宋庆龄的革命历程与情谊”文物图片展。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供图

20世纪上半叶，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而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奋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如今，中国正意气风发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昂首迈进。抚今追昔，他们的亲属和后代为先辈们当初的选择和壮举感到骄傲和自豪，表示将继承和弘扬国际主义精神，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

周幼马

我的父亲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炼钢工人家庭。1933年，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父亲怀着行医济世的理想，远渡重洋来到了上海。后经宋庆龄介绍，到达陕北，从此开启了一段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战斗的人生岁月。

是什么力量让我的父亲，这样一位对中国并不熟悉的外国人，毅然投身中国革命？是什么力量，使他充满信心，跟随中国共产党从崎岖之路走上康庄大道？很多年前，我向父亲表达了内心的疑问，他的答案很简单：这个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和信念。也正因如此，他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始终不变。

初到上海，父亲所见既有“十里洋场”的繁华，也有人民大众的疾苦。一些场景令他终生难忘：在一家缫丝厂，他目睹了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双手因为终日泡在热碱水中找蚕茧头，已经腐蚀溃烂，有的甚至骨头外露。这样的经历让父亲深刻认识到：要解救穷人，所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医治社会，改变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在上海，父亲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艾黎等进步人士，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父亲了解到，在中国，有一批人、一支队伍，正在为根除社会顽疾、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奋起反抗。父亲犹如在黑暗中找到了照亮前行之路的明灯。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经过艰苦长征，来到陕北。卫生健康成为摆在红军面前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大的仗要打，而当时的红军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

1936年初，宋庆龄找到了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到陕北去。“我要去！”父亲坚定地回答。

在我母亲的箱子里，至今仍保存着一本泛黄的旧护照。“加签第6576号”“前往西安”，上面的字样清晰地记录了父亲第一次办理签证去西安的情况。但遗憾的是，第一次西安之行因为没有成功接上头而取消。同年6月，父亲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到西安，改乘东北军运送被服的卡车到了延安城。7月初，他们在白家坪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欢迎。随后，父亲和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主席。

在保安，父亲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当地军民提供医疗服务。父亲还接受委托，走遍了保安及附近地区，写下了“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就改善根据地医疗条件提出建议。

斯诺在完成采访后离开陕北，用自己的笔向世界介绍了充满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和英勇战斗的工农红军。当时26岁的父亲选择了留下来，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对父亲来说，这是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卫生顾问，军龄从1936年7月算起。就这样，这位来自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热情主动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深处内忧外患的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因患病做过多次手术，剧烈的病痛令他无法安眠。陪在父亲病床旁，我听他讲起了一段往事——“上一次如此疼痛难耐的日子，还是很多年前跟随着红军将领陈赓率领的部队去迎接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上。”

1936年10月初，从宁夏到甘肃会宁，为避开白天国民党军队轰炸，红军必须夜间行军。一路上，红军涉险滩，蹚河流。“到处都是结冰的河！”父亲告诉我，“大家都舍不得浸坏自己的鞋子，光着脚过河”，“脚踩上去，表层是薄冰，中间是水，再踩下去又是厚厚的冰。两层冰一层水，中间是条肉大腿。真是疼痛难忍！”“每次过完一段河，红军战士们都把脚搁在彼此的怀里，放在棉衣里焐着，待暖和过来，才发现脚上都是血道子。”“这次行军中，每走一段路就是这样的河流，反反复复。这里被称为黄泛区，‘五十里路脚不干’。”